从中心到相对: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     

关于知青口述史

传统史学以文献利用为主,口述方法的运用,对包括知青史在内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补史、证史,可以改变极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状况,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办法是使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     

新疆兵团军垦口述史研究浅探

口述史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新疆兵团军垦口述史研究是兵团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军垦口述史资料,既可补充兵团文献档案等文本史料记载的空缺,又可纠正文本史料记载之谬误。本文对军垦口述史研究的必要性、基本方法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了探讨。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一书序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口述史访谈中影响真实性的几个因素

口述史作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备受业界专家的推崇,近年来利用该方法扎实地采录了许多濒危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获取了传统文化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形成了重要的成果.但口述史作为一种调研方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口述史方法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必要的解决之道.     

壮族民间侬智高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侬智高传说有着重要的口述史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壮族群众对于侬智高其人其事的认识和态度.侬智高的传说不仅有史观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侬智高传说中包含着一些信史资料,可以与官方文献互为印证,就侬智高的某些历史问题得出定论;侬智高传说讲到许多官方文献和正史中没有涉及的人和事,这些传说有助于对侬智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沧海桑田:从祠堂到学堂再到礼堂的嬗变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利用现代史学中新兴的口述史学方法,对浙江省各个市县乡土社会中现存的大量祠堂、学堂、礼堂等建筑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基于此形成的近50万字口述成果,展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从祠堂变为学堂又改为礼堂的建筑,不仅见证了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一种演变过程,更能够阐释现代化的巨大力量使该社会从传统家族式的血缘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地域式的人民社会.     

口述史视野中的星子西河戏研究

星子西河戏俗称大戏、星子戏,学名弹腔,是江西六大古老剧种之一,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Ⅳ—145）,是江西地方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在记录星子西河戏传承人及其相关者口述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梳理星子西河戏的历史轨迹、演出剧目等,旨在更好地为传承和弘扬星子西河戏提供参考。     

口述史视域下的三线建设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回溯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从多个方面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了铺垫。政治层面,通过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经济层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跨越式的“共同发展”快速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平等交往和交流,增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文化层面,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教育层面,平等、优惠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内容同质化等,培育了青少年一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和持续铸牢。在口述史视域之下,通过西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讲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变化历程,挖掘三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历史经验,为新时期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口述史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的新视角

把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充分收集口述史料,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判断、评价,同时将口述史料与可得到的其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通过这些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得到原始的宝贵资料,而且能够填补文献资料中遗产事项真实性、细节性的缺陷。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访谈这种方式,能更好地把握文化遗产研究的脉络,从而为遗产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 --定宜庄博士访谈

定宜庄博士是一个做满族口述史成果丰富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她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民族和性别的优势使她把满族妇女作为自己做口述史的切入点.做口述史对她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者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历史观.顺其自然是她做口述史最大的心得和体会.强调口述史学应注重人文关怀.     

有温度的记忆——一位老民族工作者的口述史

吴万源同志从事民族工作40多年,亲历了民族识别、恢复民族成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民族立法、调查民族民间文学等工作。他在访谈中回忆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参与民族工作的情形及感受。口述与史料互证了那段有温度的民族工作历程,给出的启示是多民族国家需要找到与国情相适应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工作者默默奉献的精神需要传承,民族干部与民族地区群众之间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关系要坚持。重视民族工作是坚持四个意识的具体体现。     

力与技的博弈——贵州体育非遗“抵杠”代表性传承人王焕德口述史研究

“抵杠”作为贵州布依族传统体育竞技,传承并凝聚着历代布依族人民的劳动智慧,张骋蓄发,容纳了力与劲的巧妙转换和运用,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抵杠”一度被人们遗忘,直至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抵杠”才又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王焕德作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抵杠”的代表性传承人,常年在王官庄及周边村寨组织、传习本民族非遗文化抵杠竞技活动,对本民族非遗文化的传承具有卓越贡献。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口述/书写: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

口述 /书写在当代学术界 ,特别是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其单纯作为表述、记忆、传承的方式 ,其价值也不仅局限于某些学科 ;这种具有反思意义的讨论明显兼有学术转型中的学理性质。鉴于此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兆荣和他的研究生们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门讨论 ,大家集中就概念、学科依据、书写的权力化、社会价值分层、国家与地方、田野的现场性等进行了辨析。参加者包括 :赵海英 (藏族 )、王晓萌 (汉族 )、杨正军 (回族 )、徐苑 (汉族 )、钟敬锋 (汉族 )。     

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入手,在与人类学的比较中,讨论了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所在.认为口述史文本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作的,而民俗学之口头传承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     

"非遗"视野下羌族刺绣生存发展的研究——羌绣传承人陈莉口述史访谈录

"非遗"视野下羌族刺绣生存发展的研究——羌绣传承人陈莉口述史访谈录.     

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