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辽代考古挖掘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史学界加强了对于辽代墓葬、石刻碑文墓志等文物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窥探辽代不同时期的契丹文化,从而丰富我国史学界关于辽代民俗、社会以及民族融合等史料内容。本文基于此,着重论述辽代墓葬发展的三大时期,并就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契丹文化进行总结。     

一带一路视域下草原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以辽代驯狮舞图像为媒介

草原丝绸之路(下称"草原丝路")于先秦时期开通,是丝绸之路中开通最早的一条,其在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交通、商贸、文化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辽时,草原丝路已成为沿线西域诸国与辽地音乐文化交流往来的主要道路,大量西域音乐文化沿此路进入辽地,充实辽代乐舞文化的种类与形式.使草原丝路音乐文化在我国得以融合发展.其中辽代驯狮舞集西域、中原、契丹文化于一身,通过对驯狮舞图像的研究,以视觉文化为切入点,探寻草原丝路音乐文化对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及中原汉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助力"一带一路"文化溯源.     

"事死如生"——契丹贵族丧葬习俗中的风水因素

契丹人早期墓葬形式为"无墓葬",至辽朝建立前后逐渐实行"墓穴葬",在墓葬的选址,下葬吉时的选择上,多参用汉俗中的"风水"因素,沿袭唐宋相关风水理念.契丹贵族依风水下葬的习俗的形成,正是中原丧葬礼仪与契丹人原始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对辽代社会变迁、民族交融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

佛教在取代了契丹族原本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之后,在辽地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契丹民族的宗教体系,同时,也在辽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佛塔和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赤峰地区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有助于了解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辽代佛教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更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的审美取向。     

契丹族葬俗中的面具、网络与萨满教的关系——兼与马洪路同志商榷

辽代契丹人墓葬中出土的面具和网络,作为一套完整的葬具,是考古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是被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当然,即使在辽代晚期的墓葬中,也有出网络而不出面具,或者出面具而不出网络的情况,说明这一制度虽已形成,然而还不够严格。有的同志就此已做过较多的论述。①马洪路同志于《考古》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契丹族葬俗中     

一部系统展示契丹民族风情的文化史著──《辽代契丹习俗史》略评

契丹是公元4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It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请部，建立起了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胜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公元1125年，金灭辽。此后，契丹人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有辽一代200余年，契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往，民族史学者对辽代契丹人习俗文化的研究多显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反映契丹人习俗文化的全貌。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庆先生等撰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     

契丹媵婚制考略

媵婚是我国自上古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一种婚姻制度,指女子出嫁,须以同姓娣侄随嫁。契丹婚姻制度史上存在过媵婚制,而且经历了族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过程。契丹族的媵婚制包含的既有媵女,也有媵臣、媵侍等,而且契丹公主还有媵地,即公主头下州。从总体上说,契丹媵婚与中原媵婚、北方民族媵婚不无相似之处,惟有公主媵婚与众不同,并随着辽代社会总体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既反映了契丹民族文化独具的特点,也体现了辽代社会前进的风貌。     

金元时期契丹人姓名研究

契丹人有其特定的姓氏和名字,它反映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时代风尚和伦理道德等,是契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人建立辽朝政权后,开始采用汉名,甚至改为汉姓,说明中原汉族文化对契丹民族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我国学术界已有人对契丹人姓名文化开始研究,但多是在辽朝时期,很少涉及辽亡后契丹人姓名的变化。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

辽代前期 ,契丹辽地主要是以畜牧经济为主 ,牧场遍布草原各处 ,畜牧经济一直呈上升态势 ;农耕经济区域虽因燕云地区的并入等而有所增扩 ,但农业种植仍是片片点点 ,无法与畜牧业相比。到辽代中后期 ,牧区变化比较平稳 ,官营畜牧经济屡遭打击 ,已繁盛不再 ;而此时的农耕区域却有很大变化 ,农业经济的繁荣 ,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论辽代宗教文化

论辽代宗教文化黄震云公元９０７年（辽太祖元年），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职务，至公元１１２５年（保大五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辽亡、辽代历时２１８年。二百多年间，契丹民族延袭了唐代三教论衡的传统，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崇尚自然力的原始宗教和汉民族的儒...     

辽代契丹族“女教之道”的提倡者——记女“苏武式”人物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代晚期契丹民族中颇为典型的人物。《辽史》虽然有《传》,但仅仅四百字左右,故仍然事迹不明,面貌不清。这是治辽史者长期以来没有问津她的原因之一。 其实,她的经历和主张,并非一般,在研究北方民族关系史、契丹民族文化史和伦理道德史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代表。     

辽代党争探论

辽代前期,为争夺皇位,以耶律倍为首的太子党及其绪余与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大元帅党、以述律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及其绪余先后进行了两次党争,文争武斗,互有胜负;辽代中后期,围绕皇权与后权的几次党争,主要发生在后族两房(大父房和少父房)朋党之间,以及在后党支持下的耶律乙辛权臣党与耶律氵睿太子党之间,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与其他王朝党争不同的是,辽代党争独具特色:大都发生在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两姓皇族与后族之间;契丹民族传统的选汗制度--"世选制"影响下的皇位继承制,是诱发辽代党争的主要原因.辽代朋党之间为各自之私利,互相攻伐,不择手段,形成严重内耗,对辽代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视.     

辽代奚族考略

辽朝是契丹人于十一、二世纪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多民族政权。在它的境内,除契丹和汉人外,还有渤海、室韦、女真、突厥、吐浑、党项、小番、沙陀、奚、霫等民族。因此,对辽朝内部各民族历史的认真研讨,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对辽代奚族社会作些初步探讨。     

东丹王耶律倍研究

东丹王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辽代契丹族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勤奋好学,热衷中原文化学习并推广之,把中原文化引入契丹社会,促进了契丹文化的发展。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来到后唐,更加促进了契丹与汉族间的文化交流。耶律倍性格沉稳、仁厚,但有些孤僻、内向,在其短暂的38年人生岁月中,先后经历了由贵为人皇王到漂泊异乡的游子这一身份的转变,其人格特性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耶律倍的施政策略、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诗画作品中都能表现出他的人格特性及其变化。     

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契丹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代民族之一,从南北朝时代起,就和中原汉族及其它民族发生了联系。唐末五代,契丹的迭刺部中流入了很多的汉人,在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比较迅速,最后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国家政权。北宋统一中原,辽仍控制着今天的内蒙古、东北、河北、山西等地区,和北宋王朝形成封建割据,直至一一二五年灭亡,前后凡二百余年。辽宋之间,初期虽也发生过战争,民族关系比较紧张,但从“澶渊结盟”以后,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的关系,彼此互派使节,并在边境互市,人民往来不绝;同时,契丹又和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接触,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这些都使契丹和各民族获得了共同的发展。     

释《辽史》中的“大汉”一名——兼论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问题

《辽史.圣宗纪》西南路招讨使"大汉"之所指,历来颇有争议。本文根据近年出土的辽代汉文和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解决了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大汉"乃是韩德威的契丹语小名,即契丹小字石刻中■■■一名的汉译。关于此名第一个原字■的音值构拟,学界众说纷纭,根据上述释读结果,并参以其他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本文将原字■的音值拟作[ta]。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

辽以释废，金因儒亡。元人的总结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关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耶律德光的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刘浦江指出：“菩萨堂的建立是辽朝佛教政策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从此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为契丹族所接受，并渐渐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开来。”辽代的“拜山仪”即于木叶山祭天神地祗仪，为最高宗教仪式，自太宗将白衣观音像迁于木叶山庙，尊为家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