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创新研究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 ,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特别是 2 0 0 2年实行的所得税制改革更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然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前财政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 ,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已成为必然。     

邓小平的财政全局观与财政体制创新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是邓小平财政全局观的核心思想。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财政包干制到财政分税制的重大转变。这两种财政制度安排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都存在诸多局限性。建立规范的财政分税制,确保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正确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政策取向。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清末政府税收政策调整探析

清末的农民运动和战争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压力,原有的财政体制面临崩溃。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财政问题,清政府在财政整理的基础上调整了原有的税收政策,建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税收现代化的进程,改善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状况。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走向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出于稳定和减少改革阻力的考虑,在1994年的制度中有明显的维护既得利益的特征,1994年改革前的补助、上解和有些结算事项继续按1994年前的体制运转。这使得分税制改革没有完全实现"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合理调节地区之间财力分配"的指导思想,中央财力集中度仍然不理想,地方间财力不均衡的程度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轫及演变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肇始于晚清,发展于民国,是中国传统集权财政思想向近代财政分权思想转型的标志。晚清时期,部臣疆吏对税收划分标准和地方税分级展开了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政学两界的讨论将税收划分深入到支出责任的划分,并提出将田赋划为地方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从税收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深入到事权划分,并延伸到分税制制度类型及补助金制度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税收划分标准从五花八门到渐趋统一,地方财政从省县不分到各自独立。可以说,近代分税制思想为近代中国分税制立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研究

提高基层政府财政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逐年上升,财政自给率低,财政运行高度依赖中央补助收入、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模式不可持续,并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不合理。要破解地方财政运行困局进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以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为基础,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为重点,并加快落实地方政府的"一级债权"和"一级产权"。     

分税制视野下府际关系的特征与走向——府际间财政资源分配的视角

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政府间、政府部门间、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财政是各层级政府行为活动的基础,政府间的财政资源分配直接决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实现其职权的能力大小.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既定财政体制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所反映财力的非均衡性可以清楚地折射出府际关系的一般特征.分税制视野下,府际关系主要呈现出财政资源的中央集中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间发展非均衡性、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等特点.     

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成效、问题和对策

９９４年，在中国全面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涉及面最广、力度最大、影响最深、具有历史性突破的体制创新，也是对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根本性调整。从三年多的运行情况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成功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从体制设计和实际运行情况看，现行体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为此，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新体制的成效和得失，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对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