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力”问题初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主体“道德力”的培养和开发问题。“道德力”是主体活动的一种能力。是主体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道德力”是主体的“内得”和“外施”能力,即道德修养力、实践力和影响力;“道德力”是主体的“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创造能力”     

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分析了关于道德价值的五大流行定义：“需要”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均具有真理性,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进而认为,道德价值是以实践-精神、功利-道义、个人-社会、自律-他律、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并通过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等途径实现。     

怎样面对人类的“生存悖论”——《道德与市场》代序

如人类学研究所示,人类有着光荣的过去和更为美好的未来,然而,却从来步履艰难。它不可能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它只有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解决面临的复杂的“生存悖论”,才有资格走向未来。今天,它起码得解决两个复杂的“生存悖论”:“道德与科学”、“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与科学是人类社会大厦的两根基本支柱。然而,道德与科学却有着不同的方向和性质。它们的根本区别,按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说法是:“道德管‘应当’,科学管‘是’”。大卫·休谟也曾用“是”与“应当”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来区分科学问题和道德问题。卢梭用“二律背反”的…     

"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根本问题出在对儒家心学的本体的规定上。其实 ,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牟宗三所敬服的王阳明的“四句教法” ,就不难正确地理解儒家心学的本体观念 :作为形上本体的良心 ,绝非作为一个伦理范畴的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 ;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都是形下的东西 ,而非形上的本体。     

人类学法律研究的思想脉络

本文认为人类学法律研究的思想脉络可按古典、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的演进来理解,古典人类学将原始社会的法律视为氏族组织的当然属性之一,现代人类学更关注法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而当代人类学倾向于用历史、权力和象征等多维视角来理解法律.笔者还就三者间的联系及社会背景进行了必要和初步的分析.     

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的实现逻辑与道德价值构建——以ChatGPT为例

在信息伦理中,保持人的主体独特性、自由性是首要问题。技术哲学内在转向的代表性思想道德物化理论可为信息伦理研究提供“主体性”和“内在视角”两个主要启示。道德物化理论主体性研究为信息伦理本体研究提供解释学路径,技术伴随观点为信息伦理实践研究提供内在视角。但道德物化存在的“技治主义”风险、可能引起的对“去道德化”的质疑等,本质上是实践落点并未获得一致性结果所导致。文章提出道德价值作为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落点。道德价值满足道德物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条件,同时贯穿于道德行为全过程。信息伦理需要构建一种道德价值,以阐述信息道德与信息交互之间的和谐关系。根据信息伦理规范范畴、道德目的层次以及对应主体道德行为能力,文章采用道德价值推断法对道德价值进行推导,以ChatGPT为例建构了信息伦理道德价值系统。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

“米德-弗里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对人类学学科甚至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和启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学科史上的“米德-弗里曼之争”,概括了论战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内在特性、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力图超越“论战”表象而发掘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道德问题探讨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动,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在物质实利化、文化世俗化和价值多元化路径引导下,原有的许多道德标准开始由趋同走向变异,道德问题作为普遍社会问题也很快浮出水面,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产生危害。通过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分析研究认为,只有从道德主体的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入手,才能找到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公民道德建设的信仰主义路径

道德、道德建设与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历史是内在相关的,“公民”道德建设也是不能离开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共文化为基本制度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仍将是公民道德教育和实践的理论悖论和实践难题。而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背景是制度伦理环境及制度德性的主体内在精神因素(信仰)的“双重缺失”;这一时代难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双重建设”——理性制度的和精神信仰的。而该文主要谈信仰主义的路径。     

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台湾人类学——1965年以来台湾人类学史述论

本文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多元化、范式转换和方法更新、学术取向的反思等方面论述了1965年以来台湾人类学在社会资本主义化背景下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台湾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类学研究对象、取向、方法及理论方面的影响,展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社会变迁和人类学研究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种伦理学视角

在伦理学视角下,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成员共同的道德心理、道德情感、道德品格、民族意识为基础,通过对本民族伦理价值的弘扬、保护、批判、反思以及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的塑造,以实现民族平等、民族独立、民族统一、民族自决、民族富强的道德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爱国主义作为道德范畴,是道德意识、道德关系、道德实践的统一。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四种因素构成的。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关系,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实践,体现在道德评价和道德修养活动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两个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辨析二者之异同有助于加深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互联网+”与信息社会道德变革

互联网不仅作为一种交往手段介入社会道德，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再结构”工具的“互联网+”及其背后的现代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可共享的”信息逐渐占据中心地位，现代信息技术逐步改造了传统产业结构和基本的社会劳动，深化了市场经济；小组织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日益显示出取代大组织和科层制的趋向；社会文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大大强化了对人感性的刺激，加剧了文化冲突。在此基础上，信息社会道德呈现出“道德主体自主性增强”和“道德内容开放性增强”的特征。     

论道德、道德理想与道德理想主义

道德的基本特性是主观性。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道德与自我意识分不开,另一方面,道德与主体的实践经验及情感意志分不开。而道德理想主义是道德的越位,也是道德的"不在场"。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之所以都遭失败,就在于它把道德理想与政治实践直接挂钩,通过道德理想的意识形态化（或宗教化）从而既从形式上背离了道德,也最终在内容上发生了道德的异化。当然,道德理想主义由于它怀着对道德或道德理想的始终关注,因而也有它强盛不衰的魅力。     

论生态伦理及其内涵

有人认为生态伦理就是人际伦理的移用,就是把社会道德规范、原则简单移用到环境事务中来。这样来理解生态伦理是肤浅的,忽略了其质的规定性。其实,生态伦理就是指人类在关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其内涵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首先,它表征的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其次,它是用以调整相应的关系的积极手段,即生态道德。     

技术语境下的道德主体研究:从ANT的视角

基于技术工具论和主客二分认识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认为,技术语境下道德活动的主体是人,本文引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这种观点及其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在技术语境下,道德活动的主体并不单纯是人,道德活动是人与技术两种行动者共同能动作用的结果,人与技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联合主体,即“人-技术”,同时,对“人-技术”的道德主体中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兼及中国现代化运作中的道德问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本文从一种道德社会学角度提出并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运作中道德合理性基础的危机与论证问题。作者选取了近年出现的“红太阳现象”和“村霸现象”作为典型个案予以分析，并系统考察了现代社会道德解释图式的五种主要理论，在个案研究与历史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综合性地论证了中国现代社会之道德合理性基础，提出了三个方面或三个步骤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建设的思路。     

社会的延续与变迁:一个批判性的回顾

将社会视为一个“系统”与将社会视为一种实体的“物”这两种概念 ,虽对人类学的社会研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但也成为理论推展的主要障碍 ,成为人类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多是在“系统”这个概念上来寻求突破 ,80年代之后则开始设法摆脱“社会是一个物”这个概念 ,以获致理论的进展。大体说来 ,前者的努力并不成功 ,因为他们始终不能摆脱“社会”这个由Durkheim所创造出来的实体 ;而后者则重新检讨了“社会(society)”以及与之相对的“个人(individual)”这两个概念 ,从而为人类学的社会理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简评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结构观——兼论结构和能动性关系

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基本命题,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研究中,并没有回避这一议题。从其关于社会结构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社会结构的连续性、社会结构和社会个性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布朗在关注社会结构的问题时,也很注重考察能动性的地位和作用。今天,反思人类学大师关于该问题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清结构和能动性关系的同时,还有助于人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     

伦理学的使命与意义

伦理学的独特价值由伦理学所肩负的使命和具有的意义体现.伦理学的基本使命在于认知各种道德问题,最终使命则是通过认知各种道德问题而改善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如果说伦理学的使命关乎伦理学“要为什么而做”的问题,那伦理学的意义则关乎“伦理学有什么用途”的问题.意义总是相对一定主体而言的,因而伦理学的意义可以从社会和个人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