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研究 ——以新冠肺炎(COVID-19)谣言为例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改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除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br#——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br#

疫情期间,以企业网络信息平台为代表的企业社交媒体在防疫安全、信息交流、组织协同、生产运营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员工参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网络平台发挥应有的效果。国内外有关员工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存在不足,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受何种动机影响尚不清晰,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产生调节作用的显著区间仍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因此,基于使用满足理论（UGT）,该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是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动机;只有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达到中等偏上或更高水平,才会在信息共享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娱乐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此外,通过Johnson-Neyman方法分析,获得了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产生调节作用显著区间的量化结果。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认识,为国内企业解决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社交媒体下的科学传播:对话模型的初现与缺失模型的潜回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正深刻影响着科学传播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抓取9个微博科普博主的相关数据,依据科学传播的基本模型,重点分析媒介、传播主体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传播主体与用户的对话结构和内容适应着网络运行逻辑.以用户导向构建话语秩序,是科学传播中对话模型的初期发展形态.但本质上,科学传播仍未脱离缺失模型...     

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美食照片的机制研究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用社交媒体进行分享,但目前在餐饮领域探究游客分享机制的研究较少。文章通过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影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美食照片的影响机制模型。选择老字号餐厅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寻餐厅体验和障碍因素对游客分享美食照片的作用机制,并检验积极的电子口碑的中介作用和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餐厅体验和障碍因素的不同维度会影响积极的电子口碑动机,进而对游客分享的行为意图产生影响,其中外向性人格特质起到了调节作用。在理论贡献方面,首先说明了餐饮领域自我决定理论的影响链条,丰富了整体行为机制的研究;其次从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两方面验证了模型框架的适用性,以及对分享行为意图的影响;最后以人格特质作为模型的调节变量,为后续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可以使餐厅管理者更加深入了解游客的行为机制和原理,进而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扩大餐饮行业在社交媒体上的口碑和影响力。     

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理论基础、实践策略及专业服务优势

日渐频发和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困扰,也给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社会工作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生命转向,促进了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兴起。作为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积极响应健康促进的时代趋势,从大健康观、生态文明观以及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出发,积极创新和拓展实践策略、核心技术及专业服务优势,促进全面健康与健康中国的战略实现。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社会化媒体内容分享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微博用户转发行为为例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信息分享的方式,发挥出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新型媒体效应,主要表现为信息传播中内容的主动创造、去中心化和双向发布。本文以微博用户转发行为为例,基于信息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社会化媒体中感知内容质量、感知风险和信任信念的用户内容分享意愿研究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用户对内容质量的感知影响了对风险感知以及信任信念,三者共同影响了最终的分享意愿。该研究结论对推进社会化媒体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统电视的社会化媒体转型:内容、社交与过程

与新世纪以来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的快速衰退相比,互联网对电视媒体的冲击并不明显。但是,2013年,乐视、小米、爱奇艺、优酷等纷纷推出了互联网电视业务,使得长期在家庭空间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电视开始直接面对互联网的竞争。内容满足、社交满足和过程满足是用户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三大动机,也是互联网电视的重要发展战略。传统电视的社会化媒体转型不是简单的将社会化媒体功能附加在电视节目上,而应通过垂直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和建设内容集散分发平台,强化内容资源优势;基于集体使用和强关系的特征优化社交应用界面,形成家庭社交中心;优化用户体验,避免电视业务复杂繁琐的使用,为用户提供简洁流畅,超越遥控器和卧室、客厅等地点限制的用户体验。     

公务员社交媒体使用对需求满意度和内在工作动机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公务员为例

尽管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公共部门)不可缺少的工作工具之一,并且关于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部门)影响的研究也很多,但从个人层面上看,很少有研究关注社交媒体使用对于公职人员(公务员)的影响.本文以上海市公务员为样本,在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上探析了公务员社交媒体使用和需求满意度及内在工作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出于工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与需求满意度(胜任感、关系感和自主感)呈正相关;与内在工作动机也呈正相关.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多使用社交媒体会产生消极影响,公务员出于工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与需求满意度和内在工作动机都呈倒U形关系;且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产生的效应相同(作用力不同).本文是将电子政务与自我决定理论结合进行的一种创新性尝试研究,对于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者如何管理公务员有效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非政府组织的知识创新: 需求、影响因素与路径简

在信息化浪潮下,知识的急速增长为组织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知识因自身的独特性,不同于传统资源,有助于弥补非政府组织在资源配置和占有中的劣势。内外需求促使非政府组织准确分析知识、环境、组织因素,有效开展知识管理与创新,全面提升知识素质与能力。非政府组织可以从知识战略、组织学习、流程与机制、知识网络等方面,系统地实施知识创新活动,培养独特的核心知识,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以更好的服务在社会转型和治理变革中实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