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

关于健康不平等现象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即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以往研究主要通过追踪数据来检验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机制,并从侧面比较了这两种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强调健康不平等是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再生产,而社会流动是降低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因而,本研究假设,是否发生社会流动对于改变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上向(下向)流动能够促进(降低)人们的健康水平,并且有助于降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分析发现,社会流动(方向和距离)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著作用,但只有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才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升(或抑制)作用。从总体上看,在当前中国背景下,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强于健康选择论。社会流动在健康不平等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混合作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水平。     

关于农民选举权平等问题的思考

农民是我国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的主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其政治权利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但现实当中却存在着农民不能获得平等选举权的问题。农民选举权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理论层面讲,改变公民选举权不公平现象是必要的;从现实层面看,也迫切需要给农民平等的选举权。当然,实现农民选举权平等需要我们提供相应的保证,采取必要的措施。     

浅谈我国会计教育现状

会计教育在会计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会计学界的认可,而对会计教育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日益显现。近几年来,我国会计学界对会计教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在简要说明我国会计教育面临的新环境的基础上,对我国会计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并就近年来的会计教育研究的特点做了总结,也提出了加强会计教育研究的建议。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培育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会计教育现状感到不满。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会计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此外,通过与美国的类似研究对比分析,我们也解释了在中美不同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背景下,两国受访者产生相同与不同看法的原因。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阶层化逻辑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2010—2021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

本文关注教育不平等状况在不同入学阶段的变化。本文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小升初阶段、中考阶段、高考阶段)的上升而降低,而学校等级的影响将升高,这是差异选拔、个体生命历程发展及早期异质教育三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采用CGSS2008数据,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显示:小升初阶段的不平等最为严重,随着入学阶段的提升,即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影响逐渐被学校等级所取代。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必须得到更多重视。     

浅论当今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现状——以儿童进入小学为例

社会分层受经济发展不平衡逐渐明显,社会成员之间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等。尤其是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差异也越来越大。而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是教育公平,社会分层有碍于教育公平的落实。本文透过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探析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改如何权衡。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邓肯模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     

什么是公正的社会

“平等与公正”是每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也是所有社会人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公正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绝对的公平还是相对的公平,是机会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当前社会中最大的不公正表现在哪里,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以及政府在这个问题中应该担负的责任? 对于公正,在我看来,今天有两条根本的道路选择。第一条,“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要搞市场经济。核心就是把整个经济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另一条路就是考虑到分配的不平等, 造成了弱势群体,因此在考虑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个人的平等,要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以税收的方式进行调节,来保障人们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的权利,因此这条路的核心是强调再分配。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并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土耳其与中国间的认知分析

中国与土耳其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已有显著改善。然而,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双方民众间交往的亲善度特别低。这些因素包括“东突厥斯坦”问题、对往昔历史的考虑、贸易失衡问题以及双方媒体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负面和敌视的态度等。为了解决双方民众彼此间亲善度较低的问题,双方不仅应该借助制度化的对话与交流来加强联系,而且应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互动来增进彼此问的了解。本文旨在分析土耳其和中国民众的观念对两国间的双边关系的影响。通过观察当前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探讨两国公众的态度是否会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阻力之一,是否会对决策者造成深刻的影响等问题。     

公平观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公平观是社会发展的保障,也是个人发展的必备品质。但民众素质和品德良莠不齐,加之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容易滋生一些不公平现象。而大学生受个体差异、原生家庭、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难免受到不公平现象的影响,从而作出一些极端行为。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社会及身边发生的不公平现象,摆正自身位置,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取向、完成公平观的重构,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完成的一个使命。     

城乡·高考·配额制

社会上关于平等和公平的争论似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中国长期的城乡隔离的户口政策导致的城乡不平等,尤其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不平等导致的高考中的“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问题的讨论。前不久,友人田方萌发来他刚刚完成的一篇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大作,《农村考生该受配额制保护吗？》。读后有些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并兼与方萌商榷。     

当前阿拉伯革命态势分析

阿拉伯世界自2011年以来发生持续动荡，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先后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政局颠覆。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博弈，这将长期左右阿拉伯世界的政局。伊斯兰政治势力不断壮大，其极端思想及行为是阿拉伯世界政局动荡的重要影响力量，阿拉伯世界的青年人对政局不满，不断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处于边缘地位的工人阶级、世俗主义者与非政治民众对当前局势的态度也影响着阿拉伯地区的稳定。     

低保社保如何调京沪穗民众三大意见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搜狐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2009年两会热点话题之：社会保障”针对京沪穗三地居民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在京沪穗三地,80％左右的民众认为低保标准过低,他们心目中合理的低保标;隹是650元／月／人：78．3％的民众赞成金融危机形势下降低社保缴费费率：养老保险领域现行的15年缴费年数存在较大争议,39．9％受访者认为15年年限是合理的,同时有35．8％受访者认为应该缩短年限。     

关于从业人员收入差距的中英对比研究

本文从群体、单位、地区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和英国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做了比较。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客观上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这种拉大只是表现在群体外的收入差距方面,而群体内的收入差距却存在着缩小的趋势。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将对社会大众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惰性和低收入群体的不满。这一问题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

作者通过对城市农民工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市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并认为他们与市民的冲突起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责任在市民一方。这种看法与我们熟知的市民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就会造成社会鸿沟,社会冲突不断的局面。文章分析了我国市民与农民工两者关系不协调的原因,并为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     

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遭遇吃饭问题

吃饭是个大问题，战乱时期尤然。同时经历战争的人，食物结构未必相同，在其分属不同群体时，差别更为明显。食物的不平等，乃背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不平等未必会引起各群体之间冲突。比如，“东家吃肉我喝汤”在中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原因是处于各种食物结构层次中的人，已经在社会分层结构中被定位了。     

获得教育平等机会,构建和谐社会——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看社会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达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传统政策和城乡差别使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关注社会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努力做到教育资源的合理公正分配。     

新闻同期声

一边是广大民从买不起房子,一边是炫耀奢华富贵,强调买主尊贵身份的楼盘广告。这些炫富的广告语深深刺痛普通民众的心。全国政协委员吴文凯认为这类广告折射出强烈的贫富反差,有违和谐社会理念,应该加以整顿。点评:其实,刺痛百姓的并非只是房地产广告,而是广告背后节节攀升的房价,所谓“仇富”也并不是民众对财富本身持有什么样的偏见,而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空间日渐遭受挤兑而流露出更多的不满。     

反哺农民--以理想化的态度期待

一个和谐社会的核心是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识。而现在的情况是,农民们本能地接受了对他们的歧视。而这种宽容态度正在纵容着更多人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