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工作需要科学的人才理念

任彦申撰文指出,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     

读书治学三境界新说

我国学界早有读书治学三境界之说,其说盖起自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王氏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用三首名词的三种意境来描述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指治学者在智慧的汪洋中寻觅和确立自己的追求方向;第二境界指治学者在确立方向后的苦苦追逐和煎熬;第三境界指治学者经过     

从程朱到老佛——论方以智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学者著文或著书论证,陆续增多,甚至日本、美国的学者也有加入这个行列的。但除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所著《方以智的思想》依据《物理小识》里“心之所至,即理之所至”这种说法,论证方以智思想是唯心主义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方以智的哲学是唯物的和辩证的。有的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火的一元论;有的认为它是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极少数认为方以智的思想早期是唯物     

意境理论诞生的文化特色

中国艺术意境是“无”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把握的,只能靠体悟。它的独特的魅力是西方艺术所不及的,而形成这种徇特的艺术意境的根基则是儒、道、释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     

宗教境界·艺术境界·审美境界

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在低级的社会形态下创造出不朽的艺术,正在于他们把人的自我意识推崇为最高的神性精神,并将以能动性、可能性和创造性为本质规定的人之神性作隆重的宗教礼仪式地赞颂,而这种“宗教”是对人之自由实现的神性理想虔诚地膜拜,因而希腊宗教就是艺术本身的宗教,它与艺术境界和审美境界是合一的。而人之人性和人之神性高度合一这种理想状态正是通向现代的“永恒的角度”,它强烈震撼和感召着在资本主义下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重返故里“诗意地栖居”。这种对人之神性的皈依和守望情愫,从古代一直绵延至现代,历史终于首尾相衔地完成了由低级向高级、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的逻辑进程。     

对生命圆融境界的追求——对《封锁》“圆型结构”的阐释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和谐＂既是事物本该具有的状态,又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最终目标和结果,求＂圆＂就是＂和谐＂这个审美文艺理论的一个表现。张爱玲《封锁》具有＂圆型＂构思,体现了作者对＂身心平衡＂这种生命圆融境界的追求。本文从整体性、对比性、运动性思维三个方面探析了《封锁》的圆型构思特征,苍凉的意味使圆型结构本身显得饱满、丰富,充满艺术感染力,从而揭示出小说所蕴含的独特内涵和现实意义。     

《庄子》中自然生态的诗性美

《庄子》中自然生态美的诗性化主要表现为跳跃性、形象性和象征性;其成因就在于庄子人格的诗性特质和他独特而又丰富的情感体验;《庄子》中自然生态的诗性美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其价值在于开创了物我合一的崭新境界和引发了空灵虚静的审美追求。     

略论张载的文学思想

张载的文学思想可分为三个时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分别提出“易简”、“诗验天心”和“置心平易”的核心主张。他通过对天德的体认,认为人的人格境界应是对天德的效仿和表现;他文学思想的追求就是通过人格境界而通向天德,“张横渠体”诗即是这种文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方以智《东西均》与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

方以智《东西均》,是在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观察、抽象和体悟基础上的辩证思维智慧的结晶,是基于对物质和精神现象的科学抽象,对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作了比较科学的阐释;其精髓在于:不落有无、正反相因、相夺相融、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观,具有客观实在性、思辨性、超越性和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范式。方以智圆伊的辩证思维,对于中华民族"无极而太极,乾坤并建,阴阳和合,相反相成,求异存同,世界大同"的系统思辨,有重要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朴素唯物论的超越和新开拓,对于加深理解唯物辩证法,提高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坂出祥伸《方以智的思想》述要

方以智的思想,对近世日本颇有影响。早在十七世纪,当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传入日本时,就被该国的一些学者所接受,如新井白石(1657——1725)仿《通雅》而作《东雅》;三浦梅园(1723——1789)于其重要著作《赘语》内引用《物理小识》近二十次。在当代,研究方以智的学术和思想的日本学者,亦不乏其人。他们的研究,或象岛田虔次那样,将方以智的思想与三浦梅园的思想加以比较;或象小川睛久一般,探讨方以智的“通几”与易学的关联。全面系统地研究方以智的,当推关西大学中国哲学的主任教授坂出祥伸的《方以智的思想》。这篇力作,不但资料丰富,更重要的是在观点上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我正是从对友邦学者的观点加以反思以     

论戴震《屈原赋注》的文学观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据学家与文学家治学异途,各有长短,无人能够兼而善之.,事实上,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体现出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视.其<屈原赋注>极力推崇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考据学者的文学评论现点.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东南亚铜鼓装饰纹样的新解释

已故台湾学者凌纯声先生,多年潜心从事中国南方古代民族和东南亚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有自成体系的独到见解。本文是凌先生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原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二辑上册,现由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前理事长石钟健教授译出,以资研究与参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凌先生的铜鼓研究,有其长处,同时也有其短处。长处之一是他在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吸收的营养较多,因此能提出较新颖的论点;短处之一,则是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政治阻隔,使他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长足的进展很不了解,更谈不上学术上的取长补短与相互交流了,这不能不是凌先生和我们共以为憾的事。历史要求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彼此携手,共同努力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是时凌先生于九泉之下,也当以此为慰!     

蔡元培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初探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伦理学著作很多,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其特点是“兼容而并包”。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他处于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为了救国图强,他与其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似有“饥不择食”之势,从英法哲学到德美哲学,从康德叔本华到杜威和罗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进化论到空想社会主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从主观上说,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庸之道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长处是能集众家之长,补充、丰富和提高自己;短处则是博而杂乱,甚至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察,我以为贯穿于其伦理思想始终的红线是人道主义。     

和谐社会构建的儒家智慧——以中庸之道为研究视阈

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其实质是把握两极之间平衡的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道理"。它所内含的智慧给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     

践履"天人合一"之东方古梦--林甸地热利用的价值学追求

"天人合一"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天人宗教阶段,经奴隶社会的"天王合一"至儒道出现始上升为哲学,主要包括人神杂糅、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等内容.这一思想从本体论角度论证了人本于自然的道理,目的是在价值论上追求人道符于天道、人和谐于自然.西方过度张扬主体性而产生的贪婪自私与技术的工具理性相结合,激化了天人矛盾,于是"天人合一"中所内蕴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便被开掘出来,并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认同.但真理在于应用,知行强调统一,"天人合一"重在践履,林甸依据独有的地热资源,建设绿色城市,追求绿色的未来,即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自觉.环境文明时代,"天人合一"应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智慧的审美性

中国智慧在回答人与世界的相互联系中,具有哲学的一般性特征。"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直观的审美思维方式,这契合于审美理性的想象性和审美直觉;中国智慧极重视修身,注重道德本体的现实性超越,这契合于审美过程中人性持续优化和人格形成、完善及升华;作为中国智慧核心范畴之一的"和合"文化-心理结构,奠定、发展了审美的内涵和审美境界,影响了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     

中西智慧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自己最原本的方式之一。中西智慧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之不同特性。西方智慧首先表征为对人和世界的知识论的理性把握,注重形式,认为终极实在可以用形式化东西来把握,通过严密分析、科学精确的理性精神演化出重"自然因果"、规律和法则的科学智慧,同时注重对人的卑劣的情欲的反思、透悟,认为必须要信奉唯一的不变的人格神上帝并创生法律来对治人性之恶。中国智慧表现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认为智慧即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的常识理性。中国智慧重事实和价值、德性之知、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中西方对智慧的理解就文化传统、认识论、伦理学的种种视角来看确实有差异,而实际上就深层次或大眼光来看,彼此都是相同相容,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创新的。中西智慧比较不仅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也要突破中国中心论,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应内化为公民人格建构的教化实践中。     

爆燃与欢会神合：走向艺术的内居认识论——波兰尼《个人知识》解读

波兰尼在意会认知理论中,将内居性视作认识论的本质,内居是指人将自己的生命存在完全注入到他所学习、体知和享受的事件之中。内居认识论,即是在认知过程中彻底摆脱旧式的对象性主-客二分的对象性认知逻辑,内居式地沉浸于事物之中,达及认识论构境中真正的无我境界。并且,这种内居认识论也是全部文学艺术认知和赋型的本质。甚至,内居性认知是一切人类交往走向最本己的意会神交——欢会神合的通道。     

中西语言观的差异与审美境界的生成

本文从中西哲学对道的不同理解入手 ,试图为中西古代语言观的差异找到原因。在西方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各斯 (Logos)与神的隐性统一 ,还是中世纪的“Word”的“三位一体” ,都体现出强烈的神本体论倾向 ,而语言作为神性的集中表现 ,它就是神的现实化。因此 ,西方近代以前的神本体论实际上和语言本体论并行不悖 ,语言在西方具有本体意义 ,语言和道契合无间。但是在中国 ,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本体论对语言的重要性只是作了有限的强调 ,认为语言与道之间有差距 ,这种差距甚至要通过“象”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国古代对审美境界的探讨。审美境界 ,是以言、象为基础 ,以超越为手段 ,以道为旨归 ,以“游”、“忘”为心理特征的生成性心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