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议题述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立法工作已告完成,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界的首要议题已由探究合理的立法方案转为拟定细致的贯彻实施对策。从长远看,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得与失都将对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理性剖析其间的制度创新和立法缺憾不仅是理解新法条文的必经过程,而且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变的宝贵契机。     

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进程

对疑罪的处理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新中国刑事司法对疑罪的处理,经历了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的历程,由此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从注重社会保护功能到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并重的转变,从而说明我国的人权保障迈上了法制文明的轨道.     

试论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

尊重保障人权，是我国在新时期发展的重要任务。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力量，是国家人权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坚强捍卫者。尊重保障人权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安机关要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加强保障人权的能力。     

论"严打"的刑法学根据

"严打"政策是否正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刑法学根据。把从重打击的刑法学根据归结于治安形势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理由并不充分。治安形势真正影响的是人身危险性中的初犯可能,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而要从重打击。从快打击的刑法学根据在于它有利于实现刑罚公正,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人权保障

刑事强制措施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采取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存在许多不足:强制措施的采用缺乏司法监督;变相拘禁、超期羁押现象严重;羁押制度救济功能的落空。要改变这种情况,可以借鉴国外的司法令状主义,实行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被超期羁押时的申告机制;放宽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逮捕条件和缩短刑事拘留的时限。     

"治乱重典论"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相信"重典治乱"的刑事政策,但是,历朝历代对这一政策的运用均有不同,极端重刑主义、约法省刑、重重轻轻是其中三种用刑的模式.当代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20年来仍然信奉"重典治乱"的理论,持续的"严打"造成了刑罚结构的日趋严酷,难以为继.对犯罪的治理应当转变思维观念,不可盲目依赖重典.     

论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犯罪论体系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在我国,存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改良与犯罪论体系的重构两种对立的观点,能否在实践中更好地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成为衡量刑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坐标.犯罪论体系对保障人权的作用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相对而言,德、日屡次性的犯罪论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人权的保障更为有效,但还需要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检验.     

试论"严打"政策的法理依据及其对策

本文从论述"严打"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必要性入手,在分析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对全面理解"严打"内涵、正确贯彻"严打"方针提出了具体意见.     

罪刑关系论域下的刑罚目的

刑罚理论是与犯罪理论紧密相连的,对刑罚的科学认识是以对犯罪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并共同发展的.以对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历史科学认识为依据,科学的刑罚认识应当是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有机统一.为了控制犯罪率的上升,刑罚应当以预防犯罪为目的;为了实现刑罚的正义以及满足人们感情的需求,刑罚也应以惩罚犯罪为目的.预防犯罪是刑罚的首要目的,同时要受到惩罚犯罪目的的限制.     

论新刑事诉讼法的中国特色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颁布以来,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特别是第二次修改,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有机结合,这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成为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大事,也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愈加凸显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宝贵品格,二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三是充分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要求,四是充分体现了强化法律监督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宪政要求。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论人权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共生性--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人之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一直随着近现代民主、法治的进程高歌猛进,与此相随的是刑事程序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人权发展与刑事程序正当化历程存在着牢固的共生关系.强化人权保障必须推进刑事程序变革,确保刑事程序的公正性.     

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是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其政策实质是区别对待,辩证地运用"宽"与"严"。新中国成立以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实际上已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严打"刑事政策则从临时的应付对策变为长期对策,事实上已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成为实然的刑事政策。由此使业已存在的中国重刑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已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将宽严相济确立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刑事政策。     

酷刑: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在现代 ,酷刑是一种公认的国际犯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酷刑则经历了从法定对付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在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事实上 ,酷刑罪的产生是人权理念兴起的必然结果 ;禁止酷刑公约的签定是人权保护具体化的重要步骤。鉴于此 ,有效遏制酷刑也应从积极接受人权理念、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人权教育与自觉抵制酷刑等方面入手。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论西班牙学派“软法因素”与人权国际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软法在国际法的部门法领域中发展日胜,人权国际保护就是其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世纪末叶的西班牙学派基于人文主义、宗教、道德、自然法等"软法因素"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殖民地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并推动了国际法的近代化转型。通过论证西班牙学派理论中的软法因素,分析西班牙学派有关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观点,评注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内容和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论马克思恩格斯“人”之诠释中的人权意蕴

众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理论视为一种就资本主义人权理论而论的"人权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或神话学批判理论",而对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无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建构却没有给与关注。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理论并非局限于对资本主义人权的批判,而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人权的批判,并在批判中构建出了无产阶级人权理论的框架。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的建构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解和认知,确切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考量内含着"人权"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图景。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以我国为视角的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围绕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多着眼于外在视角,而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则关注和考虑不足。事实上,在借助外在视角思考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内在视角,以中国作为研讨问题的出发点去解读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惟有如此,才能在理论研讨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也才能真正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