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明末王门后学与天主教的传播

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于明末入华传教,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除了其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的路线外,当时王学勃兴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一方面王学的风行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输入环境,另一方面两者的某种契合是天主教顺利传播的思想基础。     

礼仪的交织——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

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与科学交流,而较少关注礼仪.但是,礼仪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作者以清初的丧葬礼仪为例,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儒家与欧洲天主教礼仪的互动与交织.在17世纪中期,中国天主教葬礼已经变得较为巩固,然而传教十和中国信徒仍然在为葬礼的具体形式寻求共识.文献显示,广州事件过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移植天主教礼仪的方法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简单调整,改为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如此之强势.     

与“神学”相遇的儒家选择——以徐光启译、著为例

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的刻意努力,分析这种刻意努力中的学理("神学",尤其是护教神学)传播,分析儒家在与传教士及其传播的"神学"相交涉的有意无意选择,揭示儒学在明末清初与基督教神学相遇中,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学理上与之进行深刻的对话,而多少变成儒家(士大夫)在这种复杂关系的交涉中,吸收了附着在"神学"上的文化(尤其是科学知识)资源,并关注了传教士的人格风范等。这使得明末清初可能出现的儒学与"神学"的对话问题,转化为了儒家(士大夫)与"神学"、传教士相遇后的选择问题。徐光启及其译、著与传教士、"神学"的复杂关系,尤能说明问题的转化。     

从“学而时习”到“静坐穷理”——儒学的笃行精神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弱化

"学而时习"展现了先秦儒学的笃行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关联着儒学的实学性,儒学因其"为己性"与"事功性"而彰显实学品格,此品格之落实则在于笃行。然而,在宋明理学那里,由于其论学重点向"静坐"和"穷理"的"逻辑性"转移,笃行精神因此而被弱化,宋明理学便也难免背实蹈虚和流荡之弊。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利玛窦在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位置考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难，终于获准在中国肇庆居住，至此，天主教再次在中国内地传播。仙花寺，即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的全部历程和艰辛，它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察，提出今天位于肇庆市区西江河畔崇禧塔旁的一座两层楼古...     

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

明清之际传播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晚明王阳明心学大为流行,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王学注意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天主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桥梁;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则与西学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皆有相通之处.对西学的接应,为这个时期重建思想世界增添了一幅新的图案:以天主教"补儒易佛"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和以汲取西学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世界.就此而言,西学与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的重建是有着内在关联的.然而这一重建的蓝图没有得到实现,直到近代王学与实学再次充任西学的接应者,并且西学成了思想世界重建的引领者.由此来考察明清之际思想与中国近代思想之间的历史脉络,西学无疑是内在于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的.     

洋教在贵州的传播及其影响

“洋教”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统称。洋教传入贵州，始于明末清初。184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取得了传教特权，贵州的洋教势力亦因此而迅速膨胀，其传播范围逐步扩展，对贵州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影响。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人贵州，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新教又相继传入。洋教传入贵州的渠道主要有二：其一，是黔籍或外省籍人士在外地奉教后返乡或入黔的影响，这是洋教传入贵州最早的来源。早在明末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京与官绅士人阶层交往，不少人信＄f天主教，其中就有贵州举人。思南信奉天主教的…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

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处境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时期,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正式确立,而儒学知识界也从总体上批判、否定天主教,由此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促使在华天主教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路.天主教本土化三个基本特征:传教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与仪式的民间性.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这种本土化深刻地影响了天主教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在深植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染上民间化色彩.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

系统介绍了明清之际海南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揭示了该时期海南天主教的兴衰原因。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试论清代的例对明代的例之继承

例是明清时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清代的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代的例,但在语言、编纂、规定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明清律例条文、注释的考证与比较,揭示了明清例之间的继承关系。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探因

李商隐及其诗文研究被宋元明三代冷落八百年之后,到清代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年研究的高峰期。究其原因有4个:清代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学术背景是其客观条件;清人诗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惟情惟美的主情型诗人李商隐及诗文创作持比较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李商隐诗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个性价值在全面研究中不断地被发现、被认识,又反过来激发后来学者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跟清初学者对明代诗论家只宗盛唐、忽略中晚唐文人的做法不满有关。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