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审美创作主体失落的悲剧——张爱玲个案分析

审美创作主体是沟通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过滤器",在创作过程中其主体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张爱玲这一创作主体后期因为没有克服自身内外的矛盾冲突,出现了价值观创作观的左摇右摆,演绎出了审美创作主体失落的悲剧.     

《庄子》审美意蕴探析

文学经典《庄子》一书具有丰富、多元的审美意蕴,其审美意蕴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自然界与社会中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具体肯定而抽象否定;他以丑为美,审丑是为了审美;他推崇自然之美;但重视自然美、社会美和人性美的结合。创作主体、接受客体、文本及世界是《庄子》审美意蕴形成的主要原因。《庄子》审美意蕴的价值应一分为三:一是庄子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蕴价值;二是《庄子》文本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蕴价值;三是读者接受视野中审美意蕴价值。三者异质同构,分别从不同方面共同建构了内涵丰富、审美价值多维的《庄子》文本。《庄子》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探讨形而上的哲学和美学问题,阐释"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可能性。     

文艺创作直接对象的表象性与想象性

作为文艺创作直接对象,创作主体的心造世界是创作主体在审美实践活动中与文艺创作客体交互作用,双向建构的主观世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渗透有主体因素的客观世界,其客观实在性实质上是经过主体意识过滤和改造,再借助于一定的艺术语言符号体系显示出来的客观世界的物质性。说文艺创作直接对象是创作主体的心造世界,并不等于说文艺创作家可以凭空臆造,而是说他以自己的心造世界为中介,间接地反映作为文艺创作客体(或间接对象)的客观世界,其中主要是人及其社会生活。在这个审美反映和艺术(语言符号性)创造过程中,文艺创作直接对象具有表象性和想象性。它以三种表象为感性存在形式,想象是它的本质,并且主要表现为创造想象。     

文学作品艺术形式"陌生化"初探

"陌生化"是文学创造中制造心理距离、把距离推远的一种艺术处理,其核心是不断翻新文学语言和形式:利用修辞手段,使话语脱离实用的语言常规而变得新奇,造成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更新审美主体的经验;用完美的结构,反常的文学样式消解文本的前在形式与主体潜在的思维结构,让主体的审美知觉亢奋性唤醒,从而获得独特、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     

作为"外文本"的词本事——兼论"比兴寄托"说的生成

词体的短小篇幅与抒情特质让人们在对它诠释时不得不向文本外求助,从而形成"外文本".外文本的形成途径略有两种:其一为作者本人陈述,包括词题、词序以及其他讲明创作缘由、作品意义的书信、诗歌等;其二为他人叙述,这种外文本又可分为在场叙述与不在场叙述两种,大量的词本事即属于不在场他人叙述.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里推导出一个作者形象即"隐合作者",此形象又通过对词文本的演绎被具象化为本事.在阅读中会有更多符合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本事产生,并加入隐含作者形象的具象化编织中,影响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本事所逐渐勾勒出的作者形象代替了作者本身,使"作者"作为符号文本脱离真实主体,参与到二次叙述的"外文本"中发声.词文体在阐释过程中的"外文本"传统是"比兴寄托"形成的重要内因.     

试论"中国英语"语料库建设

"中国英语"以国际规范英语为核心,把中国独有的文化、事物、意念和传统等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传入国际(英语)社会,同时也融入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的语料库语言学界至今无人建立"中国英语"语料库,而建设该语料库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英语"语料库的建设可以借鉴国际英语语料库(ICE)各个分库的建设经验.众多的文本来源使建设"中国英语"语料库成为可能.     

台湾"台语创作民歌"的文化治理脉络

近年来,文化分析由文本、再现、霸权与意识形态转向"文化治理"架构,台湾的特殊历史象征不同阶段独立的文化政策展示场,体现权力体系多样性治理意图,文化在政策操控下呈现特殊的反应面貌,展现高层和地方间的关系与愿景的想象性蓝图,是为"官方文化治理".其在台湾民歌上所展现的意图与作用,及台湾民歌呈现的回馈效应,在其脉络下种种条文都隐含规范的意味.当"自我"被驯化后个体形成"自我制约",自我价值被放诸集体认同框架内形成"体制化"的直观价值而呈现"模块化"创作结果.反相视之亦为一种相对性"自我治理",不易查觉的隐性约定在创作者与阅听者之间彼此渲染,模塑一代人创作与审美的美学观点.     

汉语言的本质真的是工具性的吗?

汉语言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工具性的,汉语言在本质上是主体以知觉的形式对世界的表现,它反映了主体与世界的深刻的对话关系.语言的"工具论"割裂了主体、语言、世界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语言之根远离了大地并因此而异化.     

"丑"的艺术轨迹与理论进路

"丑"的现象和问题贯穿于整个人类艺术史的创作表达,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从实践和理论层面对"丑"的艺术实践和"美的艺术"观念史进行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丑"在摆脱美的依附性以及寻找自身独立性过程中形成自觉意识,最终成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丑"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表征,改变了原有以"美的艺术"为指归的艺术史格局.而面对"丑"的传播乱象问题,要正确适度地对其进行"三审".     

创作能够脱离阅读吗?——对一种新见解的商榷

一部小说由作家创造出来,经报刊公诸于世,自然是要让读者阅读的:这是一个尝识。创作主体是以符号形态聚集凝固成小说文本的,而接受主体则是通过文本的具体化使客观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这一双向过程的存在,确立了接受活动的位置。正是接受主体的积极参与,创作才得以最后完成.然而,随着莫言、马原、洪峰等一批所谓“独     

彝族火把节的"文本"重构与文化表征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传统的盛大节日,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出地域性、时代性、变异性等特征.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彝族火把节形成了两个内涵与意义各不相同的节日"文本":在乡间,有一个表征彝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生性"文本";随着现代旅游文化向民族地区的挺进,这一"文本"由当地政府"搬演"到城市中,重构出一个新的火把节"文本".这一新"文本"的构建既深刻地表征着文化客体(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心化漂移",又表征着文化主体(彝族社会)的文化自觉,因而火把节成为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符号象征体系.     

论《弯弯女儿河》的审美距离建构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往往运用一定的叙事技巧,让审美主体在心理上同审美对象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审美距离,从而使文本焕发出独具意味的审美内涵。张铁成的《弯弯女儿河》通过一系列叙事技巧来控制读者与其作品或人物的距离,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情感或心理上的反映,客观地去理解作品,从而获得阅读快感,达到小说的美学效果。     

依附与背离:情感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的浸透与演变

文本的独立表现在它作为语言编织物 ,既依附于创作主体而又背离于创作主体独立自由的话语世界。它以自身的逻辑形式和词语、句子、代码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定的物质世界。从情感入手分析感情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的运动变化过程 ,可见出其在创作主体→文本、文本→欣赏主体、创作主体→文本→欣赏主体三结构中的浸透与背离的情况     

非传统对立情节模式在话语层面构成的审美阻距——论张爱玲小说女性话语的言语

张爱玲不仅将边缘意义的女性群体带进了文本的中心舞台,而且其文本也同时成为了女性表现其欲望、身份、语言和文化的剧场,张爱玲文本的女性话语是如何突破父权制男性"逻各斯"中心得以言说的.其写作策略是在其文本中建构反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情节模式,从而在话语层面上造成审美阻距,其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因迥异于传统而陌生化,审美主体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求知欲,因而得以认知被历史所遮蔽的女性话语.     

历史废墟上升起的圣像——论朦胧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

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极富转型意义的重要构建成分。青年诗人们以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鲜明的现代自由精神与沉重的历史文化品格对中国形象进行了独具审美个性和文本深意的书写与塑造。朦胧诗对中国形象书写有几种它类型,阐述其中蕴藉的社会政治内涵和诗人主体精神,并在当代诗歌史的维度上进行观照与反思。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司空图的审美图式论

一、《二十四诗品》是审美图式艺术风格和对作品的审美感受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未加严格界定,造成运用的混乱。实际上,它们栖身于主客体两极之上,存在很大的距离,这两极就是接受主体和文本。“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被表现内容和意图所决定。”它是文本的潜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是文本中两种客观倾向的统一体:创作主体的倾向(包括创作主体个人气质和表现意图,它们虽然看似主观的,可是在文本中已成客观的存在)和为表现内容,意图所需的形式的倾向(包括文体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词汇的运用、句法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