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夷夏之辨的两个逻辑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

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     

义利观影响下的朋友关系——以秦汉时期为例

古往今来,朋友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因此对朋友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朋友交往的动机不尽相同,有以利益相交的,有以志趣相投的,有以在学业上相互砥砺切磋的……。正因如此,在人际史往过程中,影响朋友关系的因素有很多,且十分复杂。本文拟探讨秦汉时期义与利影响下的朋友关系。     

民本思想与汉代的统治政策

汉代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主要在民为立国之本、民心民意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执政者应重视人民的利益甘苦和为人民谋福利等方面,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种民本思想对当时的统治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重农政策的大力推行即是一个重要表现。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道家思想在东汉中后期的发展

东汉中后期 ,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儒家经学受到冲击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 ,而富有批判精神的道家学说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张衡在提出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及其人生理想观理论时 ,对道家学说多有取资。马融、郎、王符、仲长统、郑玄等人也都对道家学说有所借鉴和发挥 ,表现出道家的思想情怀 ,道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荀悦在《汉纪》、《申鉴》中 ,重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 ,强调遵从天道 ,其中不乏道家的自然主义因素。受道家辩证法观念的启示 ,荀悦主张“通古今” ,强调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强调直笔意识 ,此举不能说与道家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抱朴守真思想无关     

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探论

金、元诗人在向其前辈诗人学习时,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主要为唐代诗人,因此之故,宗唐便成为了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金代诗人的宗唐,初、中、晚三期各具特点,并使得“以唐人为旨归”成为一时之风气。生活于金、元易代之际的遗民类诗人,无论是元好问等大家抑或当时的一批“后进作诗者”,其在对蒙元新政权的认识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向唐人唐诗的学习方面则是甚为一致的。元代诗人的宗唐形式,主要表现在“为唐代诗人撰写传记”、“编刻各种各类的唐诗选本”、“在诗话中总结唐人的创作经验”等方面。而注重诗法、讲求风格,则是元代诗人选择唐代诗人为师学对像的两个具体标准。     

经济外交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经济外交是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所采用的一种政策手段和行为,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宗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正确合理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手段,可以有效促进本国以及他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相反,片面利己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手段,对本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论法家思想在汉代的隐性化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法家学派在秦汉时期悄然消失了,但法家思想依然存在,而且在帝国政治中起着支配性作用。除了对秦帝国政治体制的沿袭以外,法家思想中的理性化取向对于汉帝国现实政治也具有儒家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仅那些政府要员要利用,就是所谓儒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改造。     

主客二分而不"裂":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本质区别

中国美学的思维取向并非如人想像的那样,一开始就是超越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实际上中国的审美思维里一直有着一种自觉的主客之间的二元区分,只是这种二元区分不是西方式的二元对立、二元分裂,而是区分后又极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合一.     

张家山汉简律所见汉代父权

张家山汉简为我们认识汉代父权提供了新的资料,比对张家山《二年律令》简,对于父母有卖子权、杀子权、财产管理权等汉代父权之传统研究论断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