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之批评

中国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由于其本质上的文化冷战思维色彩、本土主义立场与西方中心化潜在观念的天然矛盾与混乱、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制约以及全面解构后的失语与缺席,使得它在中国当代电影的民族化与世界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诠释的理性和建构的力度.由此,超越后殖民,强化国际竞争力,方为中国当代电影的自强之道.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研究

中国电影理论建设迫在眉睫 ,建立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理论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市场理论 ,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在此基础上 ,电影批评要注意理论批评和媒介批评 ,认清批评的有效途径 ,明确理论的对象化 ,区分批评的层次化 ,加强批评的个性化 ,引导批评的审美化是基本方向。     

中国当代电影批评史究竟如何叙述

既有的研究将中国当代电影批评史建构成电影批评模式的历史,至少面临着两个主要难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批评模式与整体的批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批评模式的转换如何体现批评史的发展趋势问题。与其说将中国当代电影批评史建构成批评模式的历史,不如说建构成在具体电影观念指导下整体的批评实践活动的历史。     

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转型与重建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导致电影批评在文本风格和话语特征上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呈现出碎微化与即时性,互动性与生成性,虚拟人格化以及超媒体性等鲜明特征,并极大地释放了批评的潜力和活力。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渗透和对新媒体技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新媒体影评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操控与媒介异化的批评困境。当下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重建需要影评者实现从碎片化主体到理性主体、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媒介依附到媒介利用多重身份的蜕变。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论电影批评的自在性与对象性

怎样处理好批评的自在性、批评的对象性,以及批评的自在性与对象性之关系,对于当下中国电影批评的价值生成具有重要意义。自在性是指批评必须作为一种自我意识行为、一种理性精神展现、一种与批评家独特艺术思维紧密相关的、具有原真性的阐释;对象性是指批评应该是一种推心置腹的交流,一种平等体味的谈心,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对话,一种精神与实践的耦合,意在人心与物化的世界之间搭上桥梁,在文本与主体之间引发碰撞和共鸣。而自在性与对象性的完美融合则是电影批评的终极目标。     

当下电影批评有效性问题的生成及其应对

有效性问题是当下电影批评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困境。电影批评无法较好地适应电影创作的转型,电影批评自身的转型和分化带来的问题,以及电影批评与电影观众之间的矛盾分歧,都影响了电影批评效用的发挥。要增强电影批评的有效性,首先我们应该换一种眼光看问题,电影批评者也需要更新和调整电影观念、批评观念及知识结构,以更为开放、多元的视角进行电影批评。同时要改变电影批评的传统写作方式,完善批评的传播渠道,加强对网络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研究和建设。     

当今电影批评中的价值评判问题

当今电影批评中存在着价值评判随意化和价值评判错位的现象,妨碍了对不同类型的电影做出客观公正、恰当合理的价值评判,也损害了电影批评自身的效用和信誉。应当坚守电影批评的独立精神和价值立场的统一,协调不同价值立场与价值尺度的关系,努力构建一个允许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评判并存、对话、交流的开放批评空间,不断提高电影批评的有效性。     

中国电影生存观念的批评

本文针对中国电影生存观念的一些明显误区进行了批评 ,主要观点是 :电影只有以事业为责任心才能发展为产业 ;在多媒体时代 ,电影应当主动创造自己的独特地位 ;电影必须巧妙地处理艺术、政治和娱乐的关系才能良性发展 ;改革中国电影体制中最为棘手的几个关节口 :改变僵硬的生产体制 ,调整过渡中的管理体制 ,完善标准分歧的审片体制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作为现代最著名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从成立之初到停止活动,始终将文学批评看成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工作来做。其主要成员都是一身二任,兼治创作与批评。他们创办的多种刊物,或以批评为主,或辟有批评专栏,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批评界发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前期,他们标榜“自我表现”的批评观,其批评实践与人生写实派批评形成了互补之势,丰富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内涵。后期,参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格局。创造社的文学批评活动,其优长与缺陷、贡献与局限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效果,但对于推动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他们的劳绩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论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问题

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概念隐含着社会学、精神史、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认为“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正是诗歌写作所遭遇到的历史压力、内部分化和文化焦虑的表征,它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场中在阶层、性别、精神向度等方面的内在紧张,也呈现了中国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自我意识。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     

《文艺阵地》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

<文艺阵地>作为一个以理论批评为主体的文学期刊,在其出版的5年中先后组发了一大批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引领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方向,在中国文坛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不仅捍卫与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而且扬弃与消解了战时"旧形式"、"公式主义"等浮泛的文学创作之风.由于特殊的时代社会环境,<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憾.     

三十年来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研究的有关思考

"形式"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虽无与之完伞对等的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却非常丰富.受"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有搞"形式主义"的嫌疑.研究者们多重视传统诗学内在精神的分析,而对于关涉汉语诗学本体的"形式"则有所忽略.这样,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的本土特色和内在规律就无法作整体的把握.形式批评研究就是回归汉语诗学本体的研究,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观念的应有之义.     

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创新

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进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此颇为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近,中国宏观经济部门正在着手制定2006-201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十一五”规划,从现在提出的“总体思路”来看,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涉及的问题较多。根据笔者的研究,突出的有以下四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总量”问题。虽然中国近年来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     

论社会实践的它批判和自批判

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有对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的基础性,却没有超然的、抽象的神圣性。从“劳动异化论”经“感性实践论”到“实践自由论”,展示了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轨迹。人类思维对社会实践的批判,是社会实践的“它批判”或“反思的批判”。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成果均是这种“它批判”的产物,而“它批判”在实践总过程中只是社会实践“自批判”的一个中介环节。实践的自律性使社会实践由曲折到前进;实践的创新性则使社会实践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条件,从而实现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实践“自批判”的终极指向是超越生产劳动实践的“必然王国”,达到具有充分精神享受价值的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     

明治时代日本国家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批判

社会主义思想在明治思想界中可谓独树一帜,首先它作为反体制思想完全游离于日本近代国家统治机构的框架之外,是明治时代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同化的思想潮流,因其与当时现行统治体制之间长期持续的紧张关系而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其次它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明治统治机构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现实可能性,从理论角度为近代日本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发展模式。因此,社会主义思想与宗教(基督教、佛教)一样,作为"非国家的因素",都是明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思想与作为体制思想的进化论思想之间的冲突碰撞几乎涵盖了整个明治时期,历来的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比较欠缺的。寄希望于通过探讨国家主义者从进化论角度对社会主义思想展开的批判,为明晰二者的关系提供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