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政治黄金律"

儒家的"中庸"之道,认为"允执其中"、"时中"、"权",这是高明的统治者把权力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政治秘诀","无过无不及"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政治策略上的辩证法思想,而"致中和"则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总体思维.当然像"明哲保身"之类的训务,则反映了"中庸"之道的两面性.     

《老子》其书的主题是什么--析"导"德经

孔子倡"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郭店楚筒老子>则没有类似的话,只是说"以正之(临)国","道恒无为","道恒无名",希望侯王不生事扰民,不争名,克服自私之为,好静、寡欲.如果说楚简老子代表老聃的政治思想,那么这里可以看出他有别于和深于孔子的地方,但是到了帛本类<老子>,则可以看到"导之以德"已经发展、深化、系统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完整的<"导"德经>了.由此再看<老子>的主题是什么,而且再看<老子>非出自老聃一人之手,也就清楚多了.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从《周易·临卦》看儒家的政治观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包含着丰富的、极具儒家特色的政治思想.通过研究<周易·临卦>,本文既借助此阐述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事理逻辑,又在"保民"和"民本"两个具体维度上探寻临卦的深层政治意涵.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先秦时期"德"之词义演变考

"德"是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的一个文字,它的本意是"依目之正见,从而行之".从<周易>开始, "德"由其本意逐渐被提升和抽象为一个具有哲学色彩的概念. <尚书>将"德"和天联系起来,以天论德,使"德"成为一个最高哲学本体的概念.在西周之后, "德"的内涵逐渐被引申.其意义趋于多元化.春秋之后经过各家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的形而下改造,其道德伦理色彩增强,乃至最终基本等同于道德伦理的含义.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

受春秋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孔子提出了儒家的君子概念.<左传>"君子日"系对所载人物史事所作的史论.<公羊>、<敷梁>二传则多假君子的名义作解经语.虽有如此不同,但它们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内容.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论坚持“三个不吃亏”的用人导向

湖南省委提出的坚持三不吃亏的用人导向,是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坚持三个不吃亏用人理念,就应坚持重德行、重才能的导向,准确把握选人用人的标准;坚持重实绩、重经历的导向,切实把好选人用人的评价原则;坚持重基层、重一线的导向,努力构建来自基层的干部选拔培养链;坚持重公认、重民意的导向,着力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坚持重竞争、重规范的导向,不断完善选人用人的机制。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在当今世界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它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或社会思潮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为"马克思主义",实则一种徒具"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变相的西方社会思潮.     

"谁不"遍指句

“谁不”由一种反问格式渐而演变为一种以非疑问形式表达肯定意思的遍指句 ,跟“谁都”、“谁也”格式有了相同的句式意义。本文就“不”、“都”、“也”的分布及语义特征入手 ,讨论了形成这一相同句式意义的环境条件。     

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将宋玉的楚辞<九辩>当成唯一的代表作,是承袭了早已过时的"疑古"思潮,否定了宋玉对其楚赋著作权的结果.其违背历史真实的负面作用十分严重.作家的代表作,应是最能体现其创作特点、技巧、风格、水平和成就,且具时代性的名篇佳作:同一作家,可以有一篇以上的代表作.目前,学界日益普遍认同的宋玉楚赋作品已有上十篇.宋玉好楚辞而以赋见称.应当在<九辩>之外,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宋赋中研定一、两篇,一并作为宋玉的代表作,以切实恢复宋玉在文学上固有的历史原貌.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求事实,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不是事物本身;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质疑

"回到马克思"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把作者不愿意出版的著作当作他的主要的真实的思想;二是把作者已经删除的话作为作者思想的论据;三是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当作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不顾马克思读者对象和境遇的变化,人为地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其思维方法仍是传统"本质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后现代的文本境遇的方法.     

艺术美并不“高于”自然美

从古希腊哲人开始,人们便触及到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问题,但对艺术美与自然美在价值高低上作出比较,实际上很难得出最后的结论.为此,后来出现的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生活美)的说法,其实并非一个科学的命题.艺术美与自然美作为不同性质和形态的美,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谁“高于”或者“低于”谁,而是“不同而互补”的关系.     

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真理标准

实践标准是真理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价值标准。从人类活动的两大尺度、“三个有利于”的内容和两个标准的特点看 ,“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能是价值标准而不是真理标准。不能把两个标准的统一看成是互相等同 ,把价值标准中的最高标准当作真理标准会把我们的事业引入歧途     

革新而非"割裂"--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鲁迅及其“五四”先驱者们表面上的“全盘反传统”,实质上只是反的传统中维护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那些最腐朽的东西,重点是“三纲”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贞节观念及奴隶道德,而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而是实际上的继承和弘扬。他们当时的这种“全盘反传统”与我们现在的借鉴、吸收以至弘扬传统文化实际上并不矛盾。如果没有“五四”先驱者们的这种“全盘反传统”,我们就不能建构新文化,也就不能以今天的辨别和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传统文化,来借鉴和吸收它的精华,从而使我们的新文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