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齐物”思想探析——从“吾丧我”谈起

所谓"吾丧我",就是丧"我"之"成心",成心以己之方式切割世界,从而给他者造成了伤害,所以"成心"必须破除。破除成心的方法"莫若以明"是要求人们从道的角度来观物。以道观物即以无的态度观物。"以道观物",则"万物齐一"。所以庄子所说的齐物,不是说事物的界限消失了,而是人看世界的角度变化了。庄子在物的世界中坚持和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致良知与致中和——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逹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郭象的是非观

郭象的是非观是通过对庄子是非之辨的注解而得以阐发的。郭象认为"成心"是是非产生的根源,并以相对的方法对是非的齐同进行了层层论证。因郭象的是非观服从于其适性逍遥的核心理论,故对是非齐同进行相对性论证的目的即在于对"成心"的肯认,并进而以顺任成心齐是非、言性足,最终则归结为对"性分自足"逍遥义的证成。郭象的是非观在理论上是对庄子是非之辨的重大歧出与有意误读。     

从《明儒学案》看黄宗羲的儒佛观及其矛盾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心学史专著。在此专著中,黄宗羲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有矛盾的。黄宗羲的儒佛观是以儒佛有"理"无"理"作为其重要区别,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佛者无"理"说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境。     

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分辨与联结

王阳明从早年"取竹格之"至龙场自悟"吾性自足"的为学进路,其实就是沉潜良知与见闻之间紧张关系的过程。王阳明并不反对见闻之知,只是不能认知识为良知。相较而言,他认为良知天理比见闻知识更值得欲求,如"精金喻圣"。倘若迷失良知,徒以"知识技能"相较量,则为王阳明所深疾,如"拔本塞源"之论。在严辨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与"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二种联结良知与见闻之知的方法。     

《管子》理欲观探析

理欲关系是人生随时都必然遇到并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先秦诸子各有与自己理论体系相结合的理欲观 ,奠定了中国理欲观发展的基础。《管子》主张以无欲治心 ,以有欲治事 ,无欲与有欲并重而宗归自然之道的理欲观 ,为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哲学根据 ,是道、法合流的雏形 ,于今仍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试论庄子《齐物论》一文的内在线索

本文记述了<齐物论>一文的根本线索.第一部分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明"道"并非理性和逻辑思维所得之比量境界,而是离言现证之大空本体.第二部分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说明"道"从自身物化出现象界.第三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由"成心"产生是非差别的认识.第四部分,从实践论的角度阐明合于大道的途径即破是非、泯差别.本文以佛道两家互参,阐明了道家的基本立场.     

庄子物化文学观初探

"文源于道"是一个古老命题.根据对"道"的不同理解,各家形成了其相应的文学观.本文在比较易学、儒学、老庄"道"论的基础上,指出庄子文学观的特质是根于无为、虚静的"境界"之"道",是源自动静与天地同流的"大化"之"道".道"化"生万物,万物"化"而入道,就是"物化".在道的物化背景下观照文学,就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物化文学观".物化文学观,重视文学的道缘与化境,破解文学的僵滞与现成.文学缘道而生,向道而化的本质决定了其重化、求真、尚正的本真品格.这也构成了庄子"物化"文学观与儒家"尚用"文学观及老子"法自然"文学观的区别所在.     

《广雅疏证》对于名物关系的阐释

名物关系的阐释,是《广雅疏证》的一个重要内容。《广雅疏证》中阐释名物关系,重在考辨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其阐释面面俱到而细致入微。在阐释中亦或对同源词有所揭示,亦或对有关误会和谬说有所辩驳。     

论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的立场与方法——以法治为视角

法治化作为我们被动或主动的选择 ,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变革趋势。不管我们理想中的法治社会是何等神圣 ,她毕竟首先是功利的、世俗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儒家思想是与之大异其趣的。立场与视角的不同 ,必然导致结论的不同。我们既不必因“法治”在当下的时髦而以之裁断儒家思想 ,也不应因儒家思想立意高远而以之消蚀法治的精神     

论高层建筑物的车库权属

关于高层建筑物车库权属问题,我国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生活中业主和开发商纠纷不断。车库在现代社会应理解为建筑物的配套设施。各国立法例上车库权属的界定存在业主共有和开发商专有两种模式。结合我国房地产法律,车库归属问题应同时将土地使用权和容积率纳入考虑范围。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多种车库形式归属的复杂性,因而有待进一步完善。     

以非诉讼程序解决物业纠纷的合理性分析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物业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纠纷,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合理有效的解决物业纠纷,不但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对城市社区的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现阶段物业纠纷特殊性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中国物业纠纷解决的途径进行剖析,探讨运用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物业纠纷的积极意义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制度探究——对《民诉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质疑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起的纠纷,现行法律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适用专属管辖,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管辖争议屡屡发生.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层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特殊的承揽合同,因其引起的纠纷本质属于债权纠纷范畴.所以,建议修改《民诉解释》第28条第2款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一般地域管辖,且允许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更为合理.     

可能发生的实害——“醉驾”准确定性的关键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但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的主观方面应认定为过失.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过失,客观方面仅有醉驾行为而无实害结果,或虽有实害结果但未达到严重程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有实害结果且达到交通肇事罪条件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故意,客观方面对公共安全不论是造成实害还是仅有危险,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应当采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包含较大的立法风险,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性适用.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律措施

关于中医药的存废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无论取消或保护的呼声谁高谁低，各方人数有多少．这都是一种巨大的悲哀。这种没有标准的、不分是非的争论，既非政府观点，也非民意体现，纯属医学圈内人士专业之间的成见加上圈外人的“无知”盲从“现代”，形成对宝贵传统文化资源的群体性破坏。国家应当通过综合措施引导、规范，达到保护和充分利用的效果。     

物权行为内容构成研究

物权行为是来源于德国概念法学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我国众多学者为其在中国物权法上存在与否,或其价值功能大小进行了丰富的论证与批判。然而,物权行为本身的内容构成上关于其仅指物权合意,亦或包括物权合意和公示方式存有不同观点。从形成过程、理论建构的角度看物权行为的内容,论证物权行为必须包含物权合意与公示方式两个要件方可实现其自身的目的。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民生幸福是社会进步的价值目标

幸福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向往和追求的，个人追求幸福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基础和动因，没有每个人对幸福的积极追求，就没有个体对幸福的关心，也就没有人类的整体幸福。人类的奋斗历程就是一个前仆后继的幸福追求过程，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么大的差异，无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多么大的不同，追求民生幸福最大化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群众的幸福要求，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