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据此,社区成员依次区分为"士绅领袖"阶层、乡村"能力型"阶层、"普通大众"阶层和"劣势"阶层.其中,士绅领袖阶层具有权威性地位,在乡村社会起主导作用;乡村"能力型"阶层凭借能力与技能在社区内也有一定的支配作用;"普通大众阶层"则生活能力较低,具有依赖性;"劣势"阶层由于生活能力极低和道德因素为乡村成员同情或鄙视.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     

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精英地位的获得--湖南大新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一个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获得的过程,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获得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     

典型民族宗教村落社区权威变迁解析--以河南省孟州市桑坡村为例

桑坡作为一个以传统皮毛加工及伊斯兰信仰为特色的中原回族村庄 ,建国以来其村庄治理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较为典型的变迁期 :一是国家权力的控制性介入与文化断裂期 :二是国家权力的建设性介入与社区全面发展期 :三是在新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社会组织力量竞争性互动与村治重建期。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权力、宗教权威、新经济权威这三种原在及新生的社区权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和抗争中互动、融合、博弈、共生 ,以求最终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规制下的新村治的积极重建。     

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

外部资本由于"脱嵌"于村庄场域,其现代农业经营管理面临村庄社区的"日常反抗"而影响其在村庄中的发展。嵌入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嵌入性发展是指外部资本必须嵌入村庄社会,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是外部资本实现嵌入性发展的三种主要方式。     

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去单位化、社区记忆的缺失与重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①的振兴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基础重建并行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重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也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但“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因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社会资本微弱而步履维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统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记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论新时期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

本文认为 ,与经济体制转换、社会转型尤其是社会资源从集中走向分散趋势相适应 ,1 978年以来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 ,就是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分配。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地位是由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所决定的 ,职是之故 ,对 1 978年以来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分析 ,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变迁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深圳A区的问卷调查

文章将社区参与分为表达式参与与选举式参与两种类型,试图将社会地位与社会网络、结构因素与文化变量加以整合,重点就制约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水平的因素进行撂究.深圳A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形式日趋多元化,表迭式参与正呈现上升的态势;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往往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称结构、组织资源、社会阶层、上网时间、社会资本、社区认同、社区结构等是影响以上两类社区参与的共同因素.加强社区党员的动员能力建设、利用互联网优势、培育社区认同感和社区社会资本是引导城市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的关键举措.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社区文化的构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下的研究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农村社区文化能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凝聚力量促进社区发展;能形成互惠网络,有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秩序的重建;农村社区文化还具有规范整合作用,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政治稳定.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农村社区文化构建的途径有: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重建社会信任与互惠资本,形成农村社区互助合作文化;拓宽公民参与网络,促进农村社区政治文明.     

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共革命也需要象征性因素来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翻身运动中,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绝对提升和地主阶层社会地位的彻底下降是需要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现最终也是要表现为一种象征领域内的翻身.从革命看象征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形成机制、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

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全国统计数据和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能够对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做描述性界定,勾勒出这个阶层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求该阶层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在宏观上,国家经济制度改革创新、国有经济改制、财税政策变迁以及地方政府竞争,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在微观上,较高水平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职业背景衡量）和经济资本在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考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其地位认同的一致性正在不断增强,政治参与水平亦不断提高,表明这个阶层在主观上也不断成长起来。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

至清季,明末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地位起伏已历200余年,尤其是在光绪末年,围绕着三大儒从祀孔庙的问题,朝野上下引发一场激烈争论.他们的地位变化与从祀的过程蕴涵了晚清学术变迁轨迹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透露出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从祀这一事件,展现了不同阶层、权力集团之间以及同一阵营内部对传统的不同诠释与对象征资源的争夺.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以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为例

我国类型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构成中华民俗文化的基石,也是社群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的标志符号.据"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考察显示,文化资本形成初期,传统技艺经历了长子继承式、多子继承式、宗族共享式、社区共有式等多种方式,适应了传统技术保密和文化资本私密使用的需要.当传统技术进入"区域共有"模式后,需要对社群成员的权益进行"身份认同"的识别,以维护利益共同体"文化资本"的使用权益.其利益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包括共同的神祇膜拜、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经营组织、共同的技术交流暗语等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资本,在历史传递交换中实现再生产,发生了增溢、配置、扩散以及转化的嬗变,同时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     

"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从象征支配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也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并获取相应的回报.由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是以一种"继承"方式进行的,所以它同样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体现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陕西农村为例

资源匮乏型农村社区,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农村社区精英尤其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个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素质深刻影响社区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社区治理成效。     

以革命的名义:南街社会的文化特征

南街村以独特的社区理念著称于世,其中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和实践格外引人注目。通过探讨这个村庄的文化体制特征我们可以发现：１．这个村庄的文化体制更多地承袭了公社特征,最突出的体现在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严格控制和文化灌输的政治强制性、高效性;２．村一级政权组织在村庄社区发展中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维护政制的合法延续,平衡村庄与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具有张力的权力、利益关系的组织保障;３．在村庄行政的运作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拟家族行为特征,其中的封建性和专制性有碍于村民健康独立的现代人格的形成,是向现代社会迈进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