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祚:被冷落的中西文化会通先驱

主持人语:薛凤祚不仅是清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中国近代科学的早期奠基人、西学东渐的关键人物,而且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他提出的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独具一格。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     

天体·人体·经络 --从"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上试论经络发现的奥秘

研究经络的发现,不能仅仅就经络论经络,应该将其放在整个中医文化里来认识.讨论中医文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医文化,而应将其放在整个中华文化里来认识.以文化之源论中医起源,以中国哲学论中医之术,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着一种思维方式.中华文化、中医文化产生在同一思维方式之下,这就是"以道论之"或"以一论之"的思维方式.本文的目的,不是在叙述"祖先创造了什么",而是寻找"祖先发明创造时的思维方式".如果优秀的子孙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应在祖先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     

寻求保留差异的中西马哲学会通之路

文章要谈的中西马会通是指中西马哲学的会通。我们所处时代可以说是后全球化时代,要求哲学的会通。中西马的会通要求我们承认差异,认识差异,经过差异之间的认识,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新的意识,将差异融化在这种新的意识之中。这种融化并不是把差异消失掉,而是在更大的体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产生新的力量。采用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中西马会通分别扮演着本、体、用的角色,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本,中西会通是体,中西马会通是本体的用。由于本体的用,行之使其一以贯之、形成周游循环的动态体系,中西马的会通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创发和更新过程。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论刘勰的“论”体散文观

"论"体,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在刘勰的文体专章中被置于笔体的第二位,他的系统叙述在古代十分难得。他遵循文体论篇章的一贯方法,对论体文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工作,论述十分到位。同时,刘勰关于论体文散文观的最高理想已经不同于为政教服务的传统散文观,而是转向以体现个体生命价值作为立足点。当然,他也坚守宗经原则,对论体文的社会功能并不忽视。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主导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是在文化"三流合一"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为"体""用"之争开辟出新格局。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该范式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积极挖掘"中体"和"西用"的积极性成分,实现综合性地创新;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魂’",对"西用"之流弊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过度融合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批判,故"马魂、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表征出"一元、三维、六向度"的整体性结构。以此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范式基础。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论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

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洪晓楠一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论中国文学“魂奔”叙事的古今异同

"魂奔"叙事作为"私奔"叙事的补充方式,不仅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同样也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魂奔"注重于表现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封建礼教压抑下中国人的欲望释放,同时也反映了知识界人文关怀的启蒙意识,它以青年男女敢于冲破道德底线为前提,放纵式地去描写婚恋自由的美好理想。因此,"魂奔"叙事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

熊十力强调哲学的"国民性",主张在精通中西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得中西会通,"融摄"西方哲学,结合中哲"归极证会"与西哲"精于思辨"的优点,构建现代中国哲学。《新唯识论》即是熊十力对这一主张身体力行的成果。虽然熊十力哲学中存在着随意附会与本质主义化约论两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哲学问题确如熊十力所言,多为普遍的,只是不同哲学家切近的方式不同,因此像"道"与"存在"这样的概念虽是特殊的,却可以被另一套哲学话语翻译。西方哲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包容内在自我批判与外向时代批判的批判精神,熊十力是第一个对现代性有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哲学家。虚心容纳西方哲学,首先应容纳哲学的批判精神,只有用共同的哲学话语与别人讨论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国哲学才可以实现现代化和世界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30年

30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比较重要的著作有8部,有重要价值的论文数十篇。有关优秀传统文化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仍处于百家争鸣状态,时限方面以"五四"为基本共识。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原则,主要有"科学—进步"实践论、"马克思主义指导"论、"结构分析"扬弃论、"理性洗礼"论、"优秀文化特征"论、"统治阶级"论、"文化价值"论等7种观点,基本共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化主要有综合创新法、西体中用法、"原""源"整合法、"势差"注入法、返本开新法、"马魂、中体、西用"法、"中西马会通"法等十余种观点,其中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论影响较大。     

论易学与科学、传统科学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察之

"易为大道之源、众学之本",大易之生、大易之和、大易之象、大易之美、大易之复,构成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基因总图谱。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总图谱的框架下展现自己的特色:生生不已的宇宙生成论、中和圜道的宇宙化生模式、象数理一体不二的易象思维模式。由此而有天文学、数学、传统医学的逐步展开。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