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对周作人“非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周作人早期思想研究中,罗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详细地考察了罗素的"非宗教"观、自由教育思想以及闲适观对周作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非理性宗教情绪的批判、对形形色色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以及对自由闲适生活的重视等均与罗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和研究他后来的蜕变及思想的复杂性。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相对化视角:木山英雄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是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为了避免将鲁迅绝对化和主观化,他从相对化视角对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人以及现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了并行研究,由此进入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历程。     

背离?还是回归?——周作人与中国文人传统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而又绕不开的存在,历来褒贬不一,话题之多或许仅次于鲁迅。周作人及其思想是相当复杂的,儒释道及古希腊、基督教、日本等文化体系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纵观其一生,周氏的思想与创作与中国文人传统关系密切。笔者站在背离与回归这两个维度上,通过分析周作人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创作与活动,考察其与中国文人传统之间的关系。     

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文人周作人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焦点议题。本文引入日本木山英雄、美国耿德华等海外汉学家研究周作人附逆期的著作,梳理、分析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而讨论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浙东文化传统与周氏兄弟“为人生”文学的奠基

奠定了中国新文学"为人生"方向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在翻译对象、翻译主题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文体上,都不止于日本文坛和欧洲文学的影响,其中还包含着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内源性"因素。浙东文化传统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对"既成道德的反抗"传统、"求真务实"精神及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性特征,都为周氏兄弟"为人生"的翻译选择和审美取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个人"、"人类"的流变——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内在理路探析

曾作为"五四"战士的周作人,为何由"叛徒"变为"隐士",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个人"、"人类"关系在周作人思想谱系中具有重要性和独特性,以此为基础对他五四时期思想转变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可以为他前后思想转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依据。     

"自由至上主义"及其命运:周作人附敌事件之成因

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不同,周作人是自由至上主义,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周作人的悲剧性命运既有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性结局的普遍性,又有周作人对自由主义误解的特殊性.这是抗战时期周作人附敌之根本原因.     

汉宋之争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移与权变——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侧面观察

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一面已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但其思想中的另一面仍未得到足够重视。自1935年始，周作人猛烈地攻击宋学，同时将一批清代的儒者引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这里面既有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也包含着面向现实的隐微表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周氏看来，经历了“五四”之后，困扰中国人已久的“道德哲学空壳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此，他不得不拣取思想资源以建构一套“新道德哲学”。周作人的“新道德哲学”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理存于欲”的思想，并将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因素掺入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根本矛盾。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生活的本文——试论周作人的内面世界

周作人研究某种程度上依然被视为“禁区”。周作人太是守护个性生活的完善,拒绝了阶级生活的召唤,除了初期革命所有的自身的缺陷外,对于阶级斗争行为方式的不满是周作人倒向生活天平的重要心理动力。新历史主义追求一种文化上的同谋关系,以构建历史的物质条件为己任,也不回避当代问题与政治潜意识。周作人与新历史主义之间同样具有同一方向上的还原性。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禾农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沉痛教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毛泽东认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难免犯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经验不足,要犯错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要犯错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借鉴失败教训,可以少犯错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工作中可以少犯错误;结合实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可以少犯错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沉痛教训,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的“祖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自由王国的大道,所以我们“自信”.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