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行为的我国耕地保护研究与展望

农户作为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耕地耕种的实际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影响到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农户在我国耕地保护的地位与作用、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对我国基于农户行为的耕地保护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进一步开展衣户耕地保护行为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实证研究仍将是主流研究方法,从断面调研逐步走向定点的纵向观测;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提升的政策切入点是研究的重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融入惠农政策之中;新生代的农户将逐渐成为研究的主体.     

基于土地当量的耕地保护倾斜性金融支持机制

耕地保护需要注重“量”的限定,但更要注重 “质”的保证。耕地保护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耕地保护与地方政府城镇化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金融空缺之间的关系。耕地保护应当与城镇化、农村土地改革中的规模化经营趋势、农民权益的保护、耕地保护的外部性以及农村经济现状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基于土地当量的耕地倾斜性金融支持机制,本质在于通过对耕地的金融化,以土地当量对耕地进行身份和价值的识别,借助市场交易方式,进而实现金融资源对耕地的持续支持。在地方政府与农户积极性联动的基础上,配合碳排放等制度创新,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对耕地的倾斜性金融支持。     

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近年来耕地减少过多过快的势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耕地整体质量亦呈下降趋势。通过对农户耕地利用状况和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分析,归纳出目前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体制、提高农户保护耕地积极性,以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地区农户的样本调查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不足问题比较突出,而农户是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主体之一,其相关行为对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新疆自治区具有长期的垦殖历史,各种类型的耕地经营案例较多且相对集中,在对新疆地区农户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回归相关分析后,我们得出经营规模、期限、农业劳动力数量等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经营规模和经营期限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具有很强的交互作用的结论     

"双纵双横":耕地保护补偿模式创新研究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委托—代理＂型的耕地保护体制,强调外部约束,忽视内部激励,造成了区域间和不同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是造成耕地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耕地保护补偿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调整耕地价值分配,纠正耕地保护过程中的不公平,促使耕地资源价值的外部性内部化,提高耕地保护效率。运用外部性内部化的基本原理可以描述这一价值分配调整过程,并构建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基础,据此建立全国耕地保护补偿的＂双纵双横＂模式,为推进全国耕地保护补偿工作提供实施框架。     

制度创新:国内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研究综述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评述了国内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与方向.研究表明:1)国外成熟的外部性理论和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为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2)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更注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其对耕地保护主体的经济激励措施,尤其是土地发展权购买或转移的做法为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新思路.3)国内学者对耕地资源具有外部性价值基本达成了共识,采用较多的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评估方法包括替代法、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等.4)国内已有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和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整体上尚处于起步和设想探讨阶段.5)运用博弈论理清耕地保护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经济补偿意愿,通过土地发展权的设置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以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不同特征和认知状况对其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土地流转类型与地块数量对不完全分工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和非农收入比重对完全分工农户有显著负向影响;耕地肥力对纯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和劳动力人数对不完全分工与完全分工农户有相对显著的正向影响。（2）认知状况方面,经济认知对不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生态认知对三类农户有程度相近的正向影响,情感认知对不完全分工与纯农户的影响要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3）与不完全分工农户相比,完全分工农户倾向于采取费用型措施,纯农户倾向于采取资产型措施。由此提出建议:提高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积极性的关键在于提高各类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促进土地流转,加快实现耕地规模经营;针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制定分类补贴政策,加强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引导不完全分工农户向完全分工农户和专业纯农户转化。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保护已有的耕地,平衡好耕地与其他行业发展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与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测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盈余市域支付补偿。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7.1万元/ 公顷。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³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³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等方法,测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为19.18万元/公顷和107.51万元/公顷,并引入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进行动态修正,以该值为依据,测算出湖南省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耕地保护补偿区农民生活满意度分析

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行的典型区域为实例,运用定序 logit 模型进行评估研究耕地保护补偿区域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试点区域,成都市受访农户的总体生活水平较高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指数随村庄经济水平的上升而增加;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使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提高;农户个体特征和区域位置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设施,多样化耕地保护补偿形式,提升农户的就业率以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分析及补偿激励机制构建

从耕地保护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目标出发,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对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和进一步保护农民主体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1.在当前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对耕地保护存在着巨大的目标差异,再加上外部监督和相应激励机制的缺失,三者的耕地保护行为不一致,地方政府和农户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2.实现耕地保护主体行为一致的关键是重新构建耕地保护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确定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和受偿主体、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建立多渠道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筹集模式和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方面。     

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1978—2008年间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因和外因,力求揭示各因素的影响路径及相互作用,为我国更好地开展耕地保护工作提供借鉴。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时间段内,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主导因素不同;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因和外因在某段时间内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内外因联动机制,强化或削弱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效果。现阶段提高耕地利用和保护的比较效益,使耕地保护的微观主体——农民在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得到经济实惠,是完善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提升耕地保护制度实施效果的一个方向。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差异性及其机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如何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来降低农业污染和提高化肥有效使用率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挑战之一。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1000户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专项调查数据,利用离散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差异。研究发现,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存在差异,规模较大的新型经营主体相比小农户更具有改善耕地质量的意愿;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农地质量较好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另外,政府推动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对大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农户影响不显著。据此,政府应增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宣传力度,加大该技术的试点力度,集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并因地制宜地逐渐将重点支持政策转化为普惠性政策。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保护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陷入两难之地。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问题,在深刻认识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城市化率的提高部分建立在耕地减少的基础之上;要协调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土地集约利用原理为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提供路径,强调城市建设也是一种经营土地的方法,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指出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原则,比较城市化建设收益与耕地占用成本价值的多寡,强调运用法律的手段协调二者的关系。针对法律关于耕地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耕地产权制度不足、土地流转制度严格、激励制度相对匮乏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耕地产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础上,要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建立适度简易的土地流转制度,让耕地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加大耕地补偿力度,参考市场价格,增强农民保护耕地的意愿。     

基于食物安全层次性的耕地保护：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     

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制度创新

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补贴制度作为对我国以往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突破,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治理效益.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激励退耕农户经营活动的外部性来实现改善生态环境的社会目标.目前,这一制度正面临着地权残缺、产权主体冲突和限制农户行为的自主性等问题.建立具有私人产权性质的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将社区和农民参与的机制引入退耕还林(草)管理中是未来退耕还林(草)制度的创新方向.     

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通过梳理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制度的4个阶段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经历了产权从缺失到确定,再到建立起总量控制下的计划命令的配置机制,再到当前朝着经济措施的配置机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当前,作为新增耕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浙江指标交易、重庆地票交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机制改进了耕地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作为现存耕地的发展权的价值补偿机制——成都耕地保护基金机制改进了耕地的产业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然而,现有制度创新依然存在耕地发展权种类设置不完全、产权归属不明晰、权能实现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从种类设置、产权归属和权能实现等方面进一步清晰界定耕地发展权,并构建相应的市场交易或财税等配置机制,最终使相关经济主体既有机会在耕地保护中获得补偿,亦可在耕地非农化中获得收益,从而诱使正确的经济行为,实现耕地保护与非农化的最优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