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商业伦理价值

一商业实践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儒家对体现商业实践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①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学还需疑

《论语·颜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政,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读了这段记载后,反问：“使治无食,民饿,弃礼仪;礼仪弃,信安立？” 在封建社会里,礼仪是什么东西,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里要指出的是：王充这种不以书上说的为是,非为非的大胆怀疑之精神,倒是很值得我们读书、学习时效法的,古人不是说“学则须疑”吗？这就是说,读书要多动脑筋…     

王船山《诗经稗疏》治学方法管窥

王船山《诗经稗疏》在名物训诂的辨正上,纠正了朱熹《诗集传》中不少错误,补正了毛《传》、郑《笺》之遗,其说精彩纷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别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脣’释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蒿蒌……于木,则辨《诗》言‘…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周处除三害质疑

周处早年除三害故事，初见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当出自幕客传闻，唐人且将此段文字写进《晋书·周处传》：“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胁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邪！’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     

廖燕思想探索

廖燕(公元1644-1705年),初名燕生,字人也,号梦醒,更号柴舟,广东省曲江县人。廖燕祖籍豫章樟树镇,始祖宣义公在明洪武元年迁居曲江县。廖燕自幼聪颖好学,善思多问。据曾璟在《廖燕传》中说:他“幼时,就塾,问师曰:‘读书何为?’曰;‘博取功名。’燕曰:‘何谓功名?’曰:‘中举,第进士。’燕曰:‘止此乎?’师无以应。”廖燕自己也讲述过家虽贫,而志于学。他说:“燕始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人口众寡利弊的辩论

《庄子外篇·天地篇》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     

庄周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比较

庄周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比较唐洁把庄周、卢梭的思想相提并论,在中国近代已有人尝试过。严复在《庄子评点·马蹄篇总评》中评道：“此篇之说,极似法之卢梭,卢梭《为民约》等书,即操此议”。又评：“《月去箧》篇向往‘至德之世’,此说与卢梭正同”。在教育思想史研...     

耳目不能易用

耳朵是听觉器官,眼睛是观觉器官。人能耳听目视,不能耳视目听,这是一般常识,我国古典著作中早有记载。《列子》卷四《仲尼篇》: “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鲁候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而致之。亢仓子曰: ‘传之者妄。我能视听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熊伯龙无神论思想渊源及其历史地位

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主要来源于王充。他虽然自幼不信鬼神,但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且从儒家经典《中庸》、《易》、《尚书》中不但没有得到无神论的启示,反而使自己“疑而不决”。他说:“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徵矣’。”他读了《论衡》之后,“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     

宋之问“赐死”钦州考

唐初著名诗人宋之问死于何地,是历史上一个悬案。一说赐死于钦州。《旧唐书·文苑·宋之问》说:“睿宗即位,以之向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一说赐死于桂州(今桂林)《新唐书·文艺·宋之问》说:“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并赐死于桂州。”同时对他临死前的情况还有具体的描写:“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诀。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 ’乃饮食洗沐就死。”《临桂县志》更进一步说:“桂州有之问宅,当是贬钦州不行,逼死于此。”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我认为第一说比较可信。     

"填沟壑"的文化诠释

选自《战国策·赵策》四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鲍彪注曰:“死则填壑。”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注释“填沟壑为”:“这是对自己死亡的谦虚说法,意思是死后无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推己”与“克己”

从《论语》的记述看,孔子讲求的“仁”一方面须“推己及人”,一方面须“克己复礼”.表面上看,“推已”与’克己”似乎是矛盾抵牾的,其实并不然.“推已及人”也即孔子一再强调的“忠恕之道”:“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照孔子的意思,每个人都有其所向所背,向即好,背即恶.人欲为仁,首先要从自己有其所向所背、所好所恶,推之别人也有其所向所背、所好所恶;进而自己欲实现其所向所好,同时也要使别人实现其所向所好,自己欲战胜其所背所恶,同时也要使别人战胜其所背所恶.这是“推己及人”的本义所在.     

《文心雕龙·知音》篇义证

《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列子·汤问》篇亦载此事,略同。刘向《雅琴赋》:“末世锁才兮知音寡。”《古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文心雕龙·序志》篇:“怊怅于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