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

192 7年至 1 93 7年 ,南京国民政府举借大量内债。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 ,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 ,还应该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 ;应当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 ,把该时期经国民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也要从债权方的角度出发 ,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此外 ,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这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 ,同样是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的需要。在掌握史料和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 ,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 ,同时也有助于对 1 92 7年至 1 93 7年的某些重大问题 ,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略论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6年),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简称内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洋政府财政十分拮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已具有发行内债的客观经济基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的内债大部分被用于军政费用,所以对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非常有限,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中国本国银行业在此期间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发行内债刺激所致。就此而言,对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     

略论晚清内外债的发生及其作用

进入近代社会后,清政府的财政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内外战争及国家建设,清廷发 行公债,举借外债,以解决财政危机。内外债本来应该是早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但由于 清政府的封建性质,其筹借的内外债主要并没有用于早期现代化建设,内外债推进工业化的功能 在晚清未能得到体现,反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的障碍因素之一。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而首次发行的公债。在临时中央政府的详细部署和积极动员下,公债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发行任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它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     

略论1921年内债整理

192 1年内债整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家第一次大规模的理债事件。政府财政困难无法运转 ,是此次理债的根本原因 ;国内外银行界的条件和压力是迫使政府进行内债整理的直接原因。此次整理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 ,但公债整理“以坚信用”的直接目的实际并未实现。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时期公债适度规模分析

本文运用公债适度规模理论 ,从中央财政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角度就国民政府战前十年时期公债规模大小相关指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居民应债力、公债负担率等进行了考察分析后 ,认为 ,无论从财政承受能力角度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角度看、亦或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较 ,国民政府的公债规模都明显偏大。由于国民政府财政对公债的一贯依赖性 ,这不仅使财政背上了沉重负担 ,也对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 ,保证公债发行的专款专用 ,对国家债信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国民政府1932年公债整理案述评

从1927年5月到1932年1月的5年中，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军政、债务费用的支出 ，发行了10亿多元的内债(internal bonds)，而为这些内债提供担保的各种税收，在“九· 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急剧减少，国民政府不堪重负，遂于1932年2月进行公债 整理，其主要内容是：每月由海关税项下拨出860万元，作为偿付所有债券本息的基金；除 极个别公债不变外，所有债券均改为年息6厘计算，还本期限悉延长为以前的一倍左右，等 等。公债整理案的实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的理论演化与现实思考——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极其重要而又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问题。古典经济学的预算平衡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和反映,凯恩斯主义的功能财政思想突破了古典的预算平衡思想束缚,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我国的财政赤字与公债发行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又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尽管目前我国赤字与公债的风险还在可控范围内,但风险已在快速积累,必须从西方国家财政赤字与公债发行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措施做好风险控制。     

上海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围绕着承借财政当局的几次重要举债,上海银行业的态度、举措前后相较,发生了一些变化.初始之际,银行业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综合考量,基本上能够及时满足财政当局的筹款需求.因为南京政府募集内债主要用于军费开支等,加之政局动荡、经济凋敝及金融不稳的局面迟迟难以改变,与银行业等承借政府内债的初衷不相符合,银行业渐趋于根据自身资金营运情形及实际承受能力来应对财政当局的募债,其在商言商的内在要求逐步体现.     

浅议中央苏区所发行的三次公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央苏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尝试.在此期间,为缓解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支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这三次公债的发行,对稳定苏区财政,支援革命战争,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近代经济史视野下的《子夜》文学创作——以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公债为中心的考察

以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子夜》为代表,从近代经济史视野剖析茅盾笔下的公债,阐述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公债的概况,包括发行公债的背景、原因、种类以及公债的实际用途.并以中原大战为例分析主要由于时局与军阀混战的因素抑制公债价格,从而得出南京国民政府因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而忙于征战,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缺失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论.     

中国近代内债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内债发行，影响财政、金融乃至社会经济关系至深。史学界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内债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探讨范围有所拓宽和深化；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各个时期的内债政策、内债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同时也存在空白点多、有时无视客观事实、研究方法单一等若干不足。对史学界关于内债史研究的成果、特征及意义作一概观性考察和评估，能够加深和丰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发展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