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农民合作的有效因素分析——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例

农民合作有“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税费改革之后,随着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会退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断降低,“外生型”合作的条件不如之前,村庄社会力量主导的“内生型”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出来。文章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个案,探讨了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引导下实现“内生型”农民合作的四个有效因素,具体包括：适当控制合作规模、发挥积极分子带动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同时这四个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结构性力量视角下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南马庄生产者合作社的实践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生产者合作社的实践为分析依据,对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建与发展的各种内生型结构力量和嵌入型外生结构力量进行了细分,展示了集体行动的达成机制,进而从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力量的视角提出了达成集体行动的策略建言。     

论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

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主要表现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从内生动力来看,这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从外生动力来看,这是党和国家对农民发展的要求。这两种动力的启动与有效运作可以促进农民教育朝着有利于农民个人发展、有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良性方向发展。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村民利用自组织自发供给公共物品的实践探讨

以往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多强调国家或市场这些村庄外生力量的作用,对村庄内生的力量则有所忽视。文章基于实地调查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依靠村落自组织力量。本研究发现,村落自组织利用村落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上的合作。具体而言,村落自组织利用宗族网络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村落自组织利用声誉机制、舆论机制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文章建议,在当前的农村社会建设中,要妥善挖掘并保护有利于农民合作的传统资源。     

公共治理视域中的西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多元、民主、协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来建设和管理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既要加强内生机制建设,也要完善和促进外生机制建设。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西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有效需求抑制、有效供给不足的难题。     

内生和外生视角下组织激励问题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当前,对外生和内生激励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外生激励与内生激励存在着概念、本质和功效上的差异。内生激励是指人们发现该行为本身有趣并且可以从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外生激励是指人们在行为发生之后,会从与行为本身无关的一些外界回报（如物质奖励）中获得满足,两种激励机制下的管理风格各不相同。外生激励对内生激励可能存在着“挤入”或“挤出”两种效应。随着个体对外部的认知能力提升以及自我的发展的需要,外生激励会逐步内化。未来应该在个体感知的外生激励信息反馈、外生激励内化的情景因素、外生激励内化的个体因素、外生激励与内生激励的组织实证研究这四个方向进一步加以研究。     

全球价值链下陕西航空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陕西航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和价值链的低端.根据全球价值链"经济租"理论,建立了陕西航空产业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模型中指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影响着陕西航空产业的升级.其中,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能力、高级人力资本要素投入、产业内企业规模与制度、品牌效应、企业间的联合程度;外生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能力、生产性服务、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外经济.从战略角度来看,陕西航空产业应该优化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增强竞争能力,还应积极参与航空产业的国际化分工,提升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水平,逐步缩小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     

纠纷解决、信号传递与乡土正义——来自兴安村的田野实践

转型期的乡土纠纷可分为内生型纠纷和外生型纠纷,尽管以内生型纠纷为主,但二者均属可控性纠纷。以信号传递模型为分析工具,发现乡土纠纷解决的运行逻辑呈现二元性:对于内生型纠纷注重调解,对于外生型纠纷则诉讼优先。乡民无论选择何种解纷路径,都体现了其置身乡土语境的理性选择。通过"当事人——利益"维度与"解纷者——秩序"维度的深度解析,展示了乡土纠纷解决的正义观:它是对眼前的纠纷利益与长远的综合利益的整体权衡,是对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的交错运用,是对乡土秩序与自身利益的统筹衡平,目的是维护安身立命的乡土生存空间,以实现乡民自身利益的相对最大化。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社会规范只有促进各方达成利益与秩序的衡平,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合作,并且这种解纷模式仍将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直至乡土规范与现代法治的完美融合。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以山西省Y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新模式。目前,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进入"冲刺期",通过山西省贫困县L县Y村的深入调研,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精准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发现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突出问题,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帮扶力量嵌入,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内生动力的"外导内生"式协同治理模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动精准扶贫提质增效。     

农民合作的条件：岳阳井塘灌区个案

基于湖南岳阳井塘灌区个案的考察表明：国家介入是农民合作的外部条件。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性力量直接主导农民合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仍通过诱致性力量引导农民合作;农村精英参与和组织载体是农民合作的内部条件。农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农民的尊重与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组织载体能够为农民合作提供交流平台、规章制度与惩罚机制。为了促进农民合作,政府应该加强推动农民合作的力度、鼓励农村精英参与农民合作以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市场-国家"关系的演变——基于农民行为模式本原性构建进行分析

文章旨在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发生演变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由制度变迁引起的"农民-市场-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利于分析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演变的成因.运用基于农民行为模式本原性构建的"农民-市场-国家"纵横关系坐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和汲取,市场给农民提供的机遇以及农民在市场中可能遇到的风...     

经济奖励对个体内生激励的挤出效应研究——激励偏好与工作复杂度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奖励会抑制个体的内生激励,即存在挤出效应。基于归因理论、认知评价理论等研究挤出效应的具体发生机理,识别激励偏好、工作复杂度及二者的交互对挤出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挤出效应确实存在;(2)与内生偏好者相比,外生偏好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挤出效应;(3)随着工作越来越复杂,挤出效应表现得愈加显著;(4)激励偏好与工作复杂度的交互对挤出效应的调节得到部分验证,"外生偏好×复杂工作"组合下的挤出效应最强,"外生偏好×简单工作"组合下的挤出效应最弱。     

论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既给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现实的挑战。无论是抓住机遇,还是应付挑战都要求农民发挥集体的力量,而有效发挥集体的力量,则要求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合作,从而提高应对风险能力。组织和合作要求农民具有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文章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     

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从推进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视角分析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存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三重生成机制。政府层面对工商资本的角色期待是促进农村发展,但研究发现遭遇资本下乡的村庄却出现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资本下乡的实践运作逻辑背离政策文本愿景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商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方式侵入村庄,排斥了结构松散的农民,消解了村庄内生力量,因此要摆脱“三农”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必须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工商资本纳入农村发展体系。     

循环经济的微观组织模式：基于供应链的分析

基于供应链角度提炼了循环经济的三种微观组织模式:绿色供应链、外生共生体型供应链和内生共生体型供应链.从理论基础、入链动力、链流内容、企业间纵向关系、合作基础及环境管理方式等六个方面对这三种涉及环境治理的企业间组织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分别考察了这三种供应链上环境治理的驱动者和驱动方式.基于供应链环境治理的特征,从治理效率、针对不同组织模式的供应链的实施侧重点、政府与市场角色、目标匹配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意大利产业集群演进模式的探讨及启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

文章首先对产业集群的分类和各类产业集群之间的演变方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然后从产业集群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对意大利的服装和纺织品产业集群的演进模式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意大利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内生生长因素与外生生长因素的协同演进。即在挖掘产业集群内生生长因素的同时,促使集群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将区域经济纳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框架,从而不断达到产业集群演进和升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