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形式研究的古为今用——林庚先生关于古诗节奏和新诗格律的理论思考

林先生思考诗歌形式的出发点始终扣住诗的根本目的及其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从诗歌语言要求飞跃性的特质着眼,指出古诗节奏和语言飞跃的自然关系,自由诗追求语言飞跃性的原理及其处理散文语言和生活语言的两难境地,有力地论证了新诗应当建立格律的理据。同时他又在借鉴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把握现代语言节奏的探索中,提出了由节奏音组和半逗律相结合组成典型诗行的理论,对于古诗体式的研究和新诗格律的建立都有重要的启示。     

关于《当代台湾》选修课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

根据台湾政情变化,对<当代台湾>选修课原有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修订;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考核方式等诸多教学环节提出新的设想,力求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效果,以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论作为新诗症候的晦涩诗学

晦涩诗学的提出主要以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风格为中心和契机,由此展开三个相互独立又同构的组成部分,即：新诗晦涩风格的内在形成机制;社会文化学因素在创作审美各方面对人的影响;审美接受的多义性及解诗学的建构等。其中,内在形成机制包括诗歌创作以潜意识为表现对象、使用狂欢化的语言艺术和“诗的思维术”三个方面。“晦涩风格”是新诗现代化变革的主要建设力量和成就所在。     

20世纪中国新诗与民间歌谣关系的缘起

中国新诗与民间歌谣关系的缘起有着深刻的经济(由传统开始向现代化转型)、政治(反帝反封建)、文化根源(启蒙运动和爱国主义思潮)和中外学术渊源(古今中外诗歌史上的民间歌谣传统),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推动和促进下,中国新诗才得以沿着"民间歌谣化"的道路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古诗英译研究的认知新视野

本文拟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古诗英译 ,认为古诗英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更是一种认知行为。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表述都与认知有关。具体说 ,古诗英译是一个有关原诗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认知语境趋同度大小的问题     

从“三美论”看古诗意境美的英译

从古诗意境美英译的角度,通过译例分析,论证许渊冲先生"三美论"关于意美的翻译方法论尚未能完全实现古诗意境美的传递。由于一些文化和语言的不可译性,只有加深文化渗透和交流才能使古诗意境美的传递取得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