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古人现代化问题——与胡寄窗同志商榷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将古人思想现代化的一些现象。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是指对古人思想作了主观臆断的解释、分析和评价,把在较后历史时期才能产生的经济理论,说成是古已有之,算在前人账上。古人思想现代化,不是在解放后才出现的新问题。在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

任何一门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专业学科在它的草创阶段,必然要出现一些关于方法论的问题,例如演绎或归纳,由抽象到具体或由具体到抽象之类的争议。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年青的学科,碰到某些有关方法论方面的歧见是不足为奇的。自本世纪六十年中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即出现了一些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不同意见,虽未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八十年代仍萦绕于部分同志的脑海之中。这类歧见,与一般学科的方法论的争论又有所不同,例如本学科应采取怎样的体系来表述,是否采用古今或中西的对比分析和所谓“把古人思想现代化”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还不完全是方法论性质的问题,而是基于学科本身的特点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尚未适当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工具所造成的歧见。这类歧见最早出现在中国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现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受它们的影响。但在哲学方面经过一番争论后,歧见似已消除,历史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逐渐淡漠,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这类歧见虽已大致得到解决,但尚未彻底消除,故进一步加以澄清是有必要的。     

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报纸、杂志上的论文也日渐增多。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一个对这门年青的学科有兴趣的人均会感到极大的兴奋和鼓舞。但是一门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碰到一些问题。目前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同志中,对于这门学科应采取怎样的体系,是否需要采用对比的分析和是否有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似乎存在不同的看法。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争论,但这些都是关系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能及早地通过讨论加以解决或澄清,会有助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学科特性、历史分期、体系结构、范畴概念、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应按社会制度的发展顺序,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中既要注重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概念,也不能排斥新的范畴概念。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多种方法。研究中既要克服将古人思想拔高的倾向,也要克服抹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的倾向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核心问题刍议——从赵靖教授的一个学术创见谈起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赵靖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一书中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模式问题提出了一个新颍的观点,他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问题”。我认为这个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毛泽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初探

毛泽东在 195 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正是在这种探索中 ,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的思想 ,并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的思想 ,特别是他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想 ,为后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渊源。     

“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动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顷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门把邓所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②。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的第一篇即为《邓折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孟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人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

思想史研究是一门认识学科，认识的起点在于认识历史，而目的则是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古代思想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道德诉求，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避免复古主义倾向。     

《文心雕龙》管窥

<正> 这里所讨论的《文心雕龙》中的几个问题,大都和哲学问题有联系.于是便很自然地联想到黑格尔对布鲁克尔的批评:"他在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简单原则上面,附会进去这原则所可能有的一些结论和前提,这依照乌尔夫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应该是那个原则的前提和结论,这样就天真地建造一种纯粹的、空虚的幻象,而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列宁对此很为赞许.他说:"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我们应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研究《文心雕龙》的思想.对《文心雕龙》,鲁迅先生     

试论周恩来对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理论贡献

学习研究周恩来关于我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认识他对我国“四化”的理论贡献，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周恩来关于“四化”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就“四化”提出的历史过程、主要内容、提出的原因及其意义进行论述。周恩来最早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初步思想，是在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①这…     

世纪交替之际秦汉思想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读周桂钿教授《秦汉思想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研究领域里 ,相对于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的研究而言 ,秦汉思想的研究可能要薄弱一些。这种状况与秦汉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因此亟待改观。而要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秦汉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显然离不开那些为数不多的专门或主要从事秦汉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周桂钿教授正是其中一位———一位多年来 (2 0余年 )在秦汉思想领域进行艰辛探索 ,并已取得丰硕成果的杰出学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十一世纪第一个月出版的《秦汉思想史》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又一代表著作 ,也是世纪交替之际学…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通过论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分析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主要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三、内在理路,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从而彰显他的思想史研究充实而光辉的境界.     

全球化与邓小平的开放理论

全球化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虽然他没有使用过“全球化”的术语,但他用“世界性”或“世界历史性”的概念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邓小平的开放理论,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系统回答和阐明了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和如何开放的问题,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经济思想演进的承继关系非常复杂，研究中对许多问题还缺少足够的认识。所以很有必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体系结构、范畴概念、研究方法及学术争论等问题进行探讨。一、历史分期问题任何历史时期总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不断就当时的经济问题寻求答案和解决方法，从而产生了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精确地讲，经济思想与人类同步产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史悠久，汇集丰富，是中国及全人类思想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包括千百年来浩如…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以简驭繁 返本开新——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浅析

潘新和的中国写作教育史、写作教育思想史研究,不仅具有写作学研究的拓荒意义,更具有学术研究导向意义。他在许多人忙于横向引入,忙于建构新体系的大背景下,站在现代写作学的制高点上审视梳理传统,以期返本开新。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挟发出历史悠久、卷秩浩繁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中“三对矛盾”,以简要清通的文字,疏通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内在脉络,勾勒其演化轨迹,收到了以简驭繁之效。作为第一部“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它应该使人们从"思想如何有力量"的事实中获得启迪,这是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本质要求。没有必要把"思想和思想史"与"经济"对立起来:自古以来,引领社会的直接力量从来就是经济、政治和思想三者,至今依然是如此。就是如今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力量驱动起来的。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态势,不但制约着经济,而且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走向。对于思想的力量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思想依其不同属性,既可以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是使社会停滞不前的力量,还可以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回答"思想如何有力量"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对思想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有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