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与晚清中美关系

伍廷芳是晚清时期外交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曾参与大量的中美交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关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通过伍廷芳参与的中美交涉及其对中关关系的见解,我们能加深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美关系的认识。     

论伍廷芳的司法独立思想

伍廷芳的司法独立思想建构在西方"三权分立"原则之上,其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反对行政权干涉司法权;二是采用西方律师制、陪审制、公开审判、辩论式诉讼、无罪推定等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审判方式和原则;三是开办法律学堂,实行法官高薪制。伍廷芳的司法独立思想是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伍廷芳与义和团运动前后的中西沟通

义和团运动前后做为清廷驻美公使的伍廷芳为中西沟通做出了如下努力:竭力实现中西信息渠道的畅通;呼吁西方国家公正对待中国;分析西方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阐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建言恢复中西关系。伍廷芳的努力赢得中西各界的尊重。     

伍廷芳：爱国护法的刚毅之士

伍廷芳（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字文爵,号秩庸,晚号渡观庐主人。１８４２年生于新加坡,４岁随父返回中国后,就读于私塾,“不屑为章句帖括之学”。后来,他前往香港求学,开始了他走向世界的生涯。 辗转求学,心仪法律 伍廷芳１３岁那年,转往香港。先在一间教会学校读书,读了６个月英文。不久,就读于圣保罗书院。圣保罗书院在１８５０年建成后,每年从英国外交部取得补助金,作为训练传译员和翻译员以供殖民地政府的特殊目的。伍廷芳在圣保罗书院中是一个典型例子。１８６１年毕业后,他第一次就任的工作就是香港的高等法院的译员…     

晚清司法改革成就及意义

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     

论伍廷芳的近代政治文明观

伍廷芳的政治文明观是他对近代政治文明的认知、评判和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权、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以依法治国、司法独立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观;以美国式民主制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模式.     

辛亥时期伍廷芳政治态度的转变

文章叙述了伍廷芳由效忠清廷的旧官僚转变为支持共和、参与缔造民主共和国的过程，较为深刻地从外部条件和个人条件两方面分析了促使伍氏态度转变的原因，肯定了伍氏的进步作用     

清末法制改革:诉讼制度与诉讼文化

一、诉讼立法急功速成 清末时期,传统法制面临转型,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诉讼制度的新构和诉讼文化的转型.在此方面,无论清廷还是法律学者都存共同的意识.当沈家本和伍廷芳被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清末法制改革开始,就把新式诉讼法律的制订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紧锣密鼓地着手清末诉讼立法.     

伍廷芳与中美专利交涉

1902～1903年的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伍廷芳与张之洞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站在健全中国法制的基础上,力主中国有条件地接受专利互保一款,运用以下谈判技巧:争取管理权,延缓条约执行日期,缩小保护客体,易"专利"为"专制",降低保护层次,规范外国人注册程序等,对条款内容做了有利于中国的修改与补充.另外,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语言优势,在交涉中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为王伦辩诬

王伦是两宋之交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对金主张议和 ,故受秦桧信任 ,这一点最遭同时代人的攻击和后世的非议。他又坚贞不屈为国捐躯 ,显示了不屈的民族气节。对王伦应做出客观、历史的评价     

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

万历壬辰战争的"和议"活动中,朝鲜派遣义僧惟政与日方将领加藤清正进行了接触。虽然朝鲜意欲离间日本内部关系的战术计划未能得以实现,但通过双方的数次交涉,朝鲜更为详细地了解到日本的谈判条件,对日方的无理要求进行了驳斥与拒绝,这也成为朝鲜在和谈中表达自身诉求、维护切身利益的一个重要场域。加藤清正所提出的议和条件,绝非"一己之见",而是丰臣秀吉意志的反映,展现出丰臣秀吉意欲"胁控"朝鲜的意图所在。而陷于内部争斗的议和诸方,由于缺乏理性有效的战略沟通,对加藤清正提出的"交邻"建议,没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于是,各方诉求的难以调和,也就注定了和谈必然破裂的结局。不过,朝鲜与日本的这次外交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双方"邻交"关系的恢复埋下了伏笔。     

论托马斯·杰斐逊的外交政策

杰斐逊的外交政策具有现实性,他的弱战强和思想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年轻的美国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并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美国赢得最大利益。这主要基于杰斐逊对自己实力的估计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前景探析

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已逐渐被提上巴以和谈的议事日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领土问题、定居点问题、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等方面的立场分歧使双方很难达成共识,而这些问题不断复杂的现状进一步增大了解决的难度,最终地位问题谈判将会异常棘手。唯有消除仇恨产生的土壤、实现内心的和解才能解决最终地位问题,实现巴以之间的和平。     

中日“徐占魁、吴起瑞案”交涉探析

日俄战争后,中日间对于日本挑起的"徐占魁、吴起瑞案"的处理,双方由于对案件各执一词,案件存在某些疑点,致使简单的案件交涉陷入困境,几近破坏中日和平谈判的进程。中方根据调查结果,正当地提出惩凶、赔偿和撤军的合理要求,而日本却阴谋扰乱案件,转移视听,以中韩界务交涉要挟该案件处理。最终案件以部分赔偿告终,再次表明清政府于国权既失情形下维权的艰难。     

修昔底德斯和平思想初探

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和平的种种好处和战争的种种弊端。修昔底德斯身为雅典权贵和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 ,他是战前和平时代的受益者 ,也是雅典对外扩张战争的受益者。因此 ,他以雅典人的实际利益为指归 ,时而主战 ,时而主和 ,对于雅典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并不笼统地加以反对 ;然而他又是战争的受害者 ,对和平有着强烈的祈盼、深刻的见地。修氏的这一悖论植根于奴隶制时代 ,是其和平思想精华与缺弊共存的根源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攀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客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     

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中西文化是曾纪泽外交思想的源泉。他是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外交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中俄谈判和中法交涉无疑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既不同于主和派 ,又不同于主战派。     

试析魏玛德国集体合同制的兴衰

集体合同制是魏玛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与革命推动了集体合同的法制化。集体合同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劳动权与其它合法权益。然而,在经济形势恶化的压力下,集体合同制从自愿调解模式向强制调解模式转变,成为政府控制劳动市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政策手段。最终,集体合同制由于政治与经济危机而无法正常运行,魏玛民主也由于同集体合同制的密切关联而受到质疑。魏玛时代集体合同制的兴衰历史反映了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局限。     

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变化及其贡献探析

张治中屡次参与国共和谈,在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中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背离三民主义表示愤慨。促使张治中立场最后转变的原因是中共长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张治中对中共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的结果,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失望,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所致。张治中为国内的和平停战做出了贡献,重庆谈判期间他为协议达成和毛泽东的安全防卫尽心尽力,解放战争期间他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