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公民身份与民主陀螺——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但如何使之良性运转起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和公民身份议题的回归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身份意味着政治自由、宪政共和国、积极参与、公民美德和公民教育,共和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这种融会贯通、深思熟虑的理解,对于克服过分强调消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弱势民主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改善国人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培养新时代合格公民,促进民主强健运转起来,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奢侈、商业与公民美德的现代转型——休谟的公民道德思想探析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国的建立与维护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基础,这种公民美德要求公民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认为商业及与其相伴随的奢侈是引诱公民追求私利从而＂腐化＂公民品质的破坏性力量。休谟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不仅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促使人们形成勤劳、知识、人道、温和以及独立等新的公民美德。与古典公民美德相比,这些新的公民美德是一种更为＂自然＂的美德,它不仅有利于增进私人幸福,还更有利于增进国家的强大与公民自由。休谟的公民美德观体现了西方公民美德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既是在理性人对自我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是在政治人客观的社会认同需要、自我价值展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目标,共和主义建立了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实现机制,即通过榜样示范,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提升全社会增进公共利益的意识与能力。通过责任政府,建设合作社会,多种机制共同促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提升公民身份的含金量,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促进民众对共和国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认同。通过论辩与协商沟通民意,提升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卢梭公民理论探析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理论中提出了公民概念,并将公民和自然人、臣民、人民做出区分。卢梭认为,公民是主权权威的积极参与者,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卢梭还在公民和法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公民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卢梭还赋予了公民以道德人格,把公民美德作为共和国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围绕卢梭的公民理论,人们展开了关于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既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自由权利,又能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秩序     

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政治型公民身份:城邦时期公民身份的“底色”

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公民身份论题最早以政治型公民身份为主要表现形式,即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模式,它在古希腊的城邦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政治型公民身份以政治自由为价值追求,以混合政体为制度设计,以公民美德为有效支撑,展现出与后世法律型公民身份迥异的"底色"。     

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 ,主张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的政治自由观、混合均衡政体观以及公民美德观。其理论特色包括 :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原则、相互性原则、积极行动原则。探讨古典共和主义 ,对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公民观评析

西方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使得女性主义者重新关注公民制度,探讨如何在变革中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自由。根据对主流社会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不同反应,女性主义公民观大致可分为自由主义(其中包括人文主义和妇女中心主义)、共和主义和解构主义。由于当前制度建设的需要,共和主义和妇女中心主义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但这还有赖于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因而仍在自由主义的整体框架之内。     

基本义务的共和品性:罗马精神的复兴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体现了罗马精神,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人身份,其思想基础是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与自由主义义务形成了重大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共和主义认为国家是共同善,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将自由视为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在吸收义务的对价说、保险说、牺牲说和情感说的基础上,区别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义务,补充了"租税债务说"、"兵役职务说"、"绝对义务说"和"义务权利对等说"的内容,提出了义务职责说,用共和理论对基本义务进行了新的解释。     

论马基雅维里的自由观对反腐败的意义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自由表达了共和主义的自由理念,它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不是干涉的阙如,而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人摆脱奴役和支配,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中才能避免因权力腐败而导致的支配和奴役,这种思想对推进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和爱国主义理论的三次浪潮:一种观念史的分析

在当代爱国主义理论中,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甚至可以被视为当代爱国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之一。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以“自由”为中心的爱国主义理论,这种自由的实现需要某种特别的共同体即“共和国”,不过,无论是自由的有效维系,还是共和国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公民美德”的支撑。共和爱国主义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分为古典共和爱国主义理论、现代共和爱国主义理论和当代共和爱国主义理论,不过,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无法适应现代多元社会。     

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西方共和主义复兴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的复兴被视为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意外事件＂,以自由主义批评者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共和主义,在坚持传统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共同体、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协商民主等议题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从政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两个视角来分析现代共和主义的主要内涵,从中汲取有益要素,相应调动我国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问题

强调消极自由最大化和个人权利排他性占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某些利益或好处是无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诸多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孤立原子主义与激进个人主义、政治市场化与公民消费者化、弱势民主与温和专制主义等等。因此,在公民身份议题回归的背景下,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类型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并探寻适合当今和未来的公民身份替代模式。     

弥尔顿与近代英国共和主义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内战时期十分重要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暴君，为处死国王声辩；主张在英国建立共和制；还提议设立永不休会的最高议事会作为主权的代表者，辅以地方自治，以建设和平、安全、繁荣的自由共和国。弥尔顿抛弃了古典的混合政体理想，却并未附和“公民人文主义”的德行话语；他持有坚定的共和理想，但考虑实际问题时，亦重视后果的权衡；他的自由观，有别于新罗马作家的政治自由概念。弥尔顿的共和主义，兼顾“智慧” 与“同意”，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属于一种修正了的共和方案。     

让公民直面"res publica"——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的战略性选择

在当代西方,克服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和政治参与冷漠症,是共和主义所面对并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这个难题的化解之道,可简要地概括为如何塑造积极公民。为此,共和主义必须作出战略性选择:让公民直面作为公共资产、公共领域和共和国的“respublica”,使之成为享有共和权利、富有公共精神、认同和热爱共和国的共和公民,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以共和权利为行动依据、以公民竞争为激励要素、以公民的爱国情怀为情感动力的“三位一体”的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活力之源,也是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战略性选择方案的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