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

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同时起步 ,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可比因素。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表现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 ;在对于人的思考与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焦灼与苦闷 ;对死亡、阴暗题材的兴趣 ;广用象征 ;向最能展示人的“心理真实”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开掘 ;采用“非人格化”叙述法等。并且 ,鲁迅各种文体作品 (小说、杂文、散文诗、古体诗、回忆散文等 )都弥溢着现代主义质素。当然 ,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也有诸多不同 ,最主要者是鲁迅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 ,从而呈现出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艺术形态。     

评现代派文学

现代派文学曾经风靡一时,如何对待现代派文学是文艺领域人们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学术界、文艺界正在广泛地进行治理整顿的今天,正确阐明和认识现代派文学,是很必要的。 (一) 现代派文学,又称现代主义文学,英美多用“现代派”、“现代主义”,法国则叫“先锋派”、“先锋文学”,意大利称它“颓废主义”。它是西方社会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独语与对话跨度间的民族文学寻求

独语与对话跨度间的民族文学寻求·王列生·一如果说“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乃是背景意义上的结构关系的话,那么“独语”与“对话”的对峙,则是语境意义上的结构关系。就特定民族文学的自律性与价值利益原则而言,或者更进一步,就民族文学精神建构的世界旨趣而言,...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中国当代文学40年讨论会综述

<正>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山东分会于1989年10月25日至28日在淄川召开了“中国当代文学40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中国当代文学40年进行反思,与会代表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文论、文学创作40年所走过的道路和对文学发展的展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一、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以正面歌颂为主,是朱老忠、杨子荣、梁生宝的时代,是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如量子纠缠般难分难解。这既是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重要前提。然而,近现代以来,文学思潮纷纷攘攘,批评理论前仆后继,尤其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争”显示出彼此龃龉甚至相互排斥的态势,文学的常数或常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既是人类社会加速度发展的明证,也是众多复杂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如何辩证分析变数与常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早已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文学是加法,其变数不能否定常数,正如我们不会因为有了现当代文学而否定古代文学,我们当然也不该因为有了现当代文学理论而忘却古典理论,尤其是母体文学原理这个本来。辩证地、平衡地守护常数、洞察变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构文学原理的基本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拓展与突破

1990—199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拓展与突破阶段。研究者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理解;对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学理批判。王元骧于1993年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实践偏向新理论路径。童庆炳于1999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新论断即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存在着三次较为显著的理论偏向：其中的“实践偏向”发生在拓展与突破阶段,其他两次分别是“确立与巩固期”的“认识偏向”,“恢复与反思”以及“发展与深化”阶段的“审美偏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拓展与突破阶段还存在着对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关系重视不够,以及对实践意涵以及实践与认识、审美三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必要的理论自洽、系统化等突出问题。     

《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及今人的研究方法

<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现在通行的说法是部文学理论著作,三十年代则称为“开吾国文学批评之先河”,意思差不多,都是指文学批评或文学论著。但它在古代属于集部中“诗文评”项下。按经、史、子、集的传统,应该是广义诗文评著,与今日之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概念并不完全相合。书目内容的性质同研究的方法关系极大。所以,为了深入地更好地研究这部“体大虑周”的著作,我以为先搞清楚刘勰此书中的文学观念的内容是必要的。刘勰的文学概念是广义的言文,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原因不只秦汉时没有很纯粹的文学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     

在变通与叛逆之间——郑振铎的翻译思想研究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他最早向国内译者介绍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证了文学书的可译性,呼吁统一文学译名,提倡语言适度欧化,探讨译者的责任并且对中国近代翻译史进行评述,这些论述对当时的翻译理论建设起了示范指导作用。     

关于文学理论的生成与机制问题

文学理论是系统解释文学性质、特征和文学分析方法的学说。“文学是什么”构成文学理论的核心 ,极具弥散性和渗透力。文学是“一种有意思的话” ,是语言的“突出”和“综合”。文学理论研究 ,有结构式理解方式和范畴式理解方式。文学理论的存在形态也是多样的 ,有作为科学的、作为思想史的、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作为方法的文学理论。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 ,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 ,才是一条坦途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知识与控制——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

大学并非只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掌握知识并加以再生产的传播中心。在文学教育方面,大学承担着讲授、评论、组织文学史生产,并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一整套程序,在此意义上说,大学教授变成了现代知识的裁判者和传授者,拥有教育体制所赋予的多种权利。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所作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发挥了"重说"经典、规范知识的作用。     

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

“水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器物之一。特别是当它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而存在时,便被世世代代的文学作品挖掘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古典到当代的流变,可以观照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生存空间、生存价值和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无止探求。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中的人性冲突及利己主义思考

《罗生门》是日本近代重要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著名代表作,于1915年在《帝国文学》杂志上刊发,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一经发表便引起当时日本文坛的轰动,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芥川龙之介通过这部作品借古讽今,探讨了在现实残酷环境中人性的善恶转变问题,以寄托自己对当时现实社会中人性冲突及利己主义的思考。文章依次陈述《罗生门》中所展现的人性冲突以及所折射出的利己主义思维,然后再深入探讨这两方面所体现出的小说主题思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问题:文艺学研究的当代性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学艺术也不断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文艺学正是在对现时代文学艺术变化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双重反思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近些年来,文学创作日益呈现出边缘化和多样化的局面,而文学理论则在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不断 "越界"、"扩容"。如何认识文学创作在人类精神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认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及其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在中南大学举行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三位长期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结合自己从事文艺学研究和参与文学理论重大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