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民间叙事的表现范式——兼及训诂向度的考量

运用口头方言是民间叙事生活属性最重要的表现范式,方言是民间场域中广大民众所使用的生活语言,是融于生活情境的可操作层面的实在的言语,亦即说话。理解和研究民间叙事,关键是理解和研究各地民间叙事的话语形式。民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方言,民间叙事的呈现方式和表现范式是处于"发音"状态的"方言"。对于民间叙事而言,方言绝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或载体,是方言构建了民间叙事本身及其文化场域并凸显了民间叙事的生活属性。在民间场域和生活情境中考量和研究民间叙事,首要的是熟悉并理解当地的方言和文化传统。     

河湟地区民间叙事诗的口头程式特征

青藏地区各民族的民间叙事诗具有口头诗歌高度程式化的特点。本文借鉴西方口头程式理论和中国民间叙事诗研究的方法和思维角度,从程式化的叙事结构、语言、故事类型、修辞、主题或典型场景等方面对青藏各民族民间叙事诗的艺术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与探索。     

"说史"还是"说书"——兼论易中天的知识分子历史观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电视口头表演不是民间传统意义上的"说书",而是当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新口头表演形态,即"说史".易中天"说史"重在"品",而不在叙事,具有知识分子特有的言说风格.民间说书艺人"说书"与电视知识分子"说史"口头表演风格不同,思想深度不同,历史观也不同,因此"说史"的知识分子风格的口头表演新传统与民间传统"说书"艺术不可混为一谈.易中天"说史"远远没有达到"说书"所要求的艺术境界,易中天"说史"象征着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在媒体语境中公共口头表演新传统的形成,但也面临知识分子公共口头表演的接受困境.     

黎族民间叙事长诗试论

民族民间叙事长诗 ,在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 ,有其重要的地位。民间叙事长诗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口头传承的长篇韵文故事。新中国建立后 ,我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各兄弟民族的民间叙事长诗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发掘、收搜、翻译、整理、出版 ,以及研究评介等。一批优秀作品 ,如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等民间叙事长诗 ,它们不仅是我国文学艺术殿堂的珍品 ,而且还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已立于世界优秀民间文学艺术之林。在民族的民间文学中 ,民间叙事长诗也是一个闪光的…     

论民间叙事中民间立场的审美表达和多维呈现

民间叙事中的民间立场是指叙事者以民间的视角通过民间形式和民间意象自觉地表达民间文化心理、民俗观念、民众情感和认知逻辑以及传统文化的叙事立场。其更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中、下层劳动民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以及情意指向的体谅和关照方面。民间叙事的"说者"(演述者)和"听者"(接受者)秉持民间立场是自然天成的,而"记者"(记录者)和"读者"(研究者)对民间立场的把握则更多地仰仗学术理性与学术自觉。这一特性和机制的存在与运作,使民间叙事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生活内容。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审美视阈下藏族当代小说中的格萨尔史诗元素

本文以藏族当代汉藏双语小说为中心,对藏族作家如何运用格萨尔史诗元素展开论述。藏族当代作家对民间格萨尔史诗元素的运用继承了史诗口头传统的程式与主题,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形态,也表达了地方化的民间美学特征。同时,因作者不同的审美旨趣,格萨尔史诗元素为藏族当代小说构筑了独特的审美维度。     

"青春物语":王蒙小说侧论

解读王蒙小说叙事要掌握一个花--青春无悔、季节的献祭-青春怀旧,是王蒙小说"青春物语"三部曲.生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思考在庙堂和民间的夹缝之间,决定了王蒙创作的内在冲突性.从献祭性的共性叙事到消费性的个性叙事,"多变"视角使王蒙小说叙事别具创新性和生命力.     

侠义叙事的美学精神

绚丽多彩的侠义叙事,表达出一种以自由为导向的美学精神。它以口头和书写为传播途径,以侠义故事为表达内容,以侠义精神为弘扬目标,细心呵护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自由理念。"侠""义"和"江湖",共同构成了侠义叙事中最核心的文化象征符号。"侠义道"所蕴含的伦理追求与审美品格,体现了广泛的民间向往与正义诉求。侠义叙事中呈现出来的神秘的可能世界,是另一个维度的生活世界,是未来美学建设的基点与方向。     

傻子视角：上帝的第三只眼——析《尘埃落定》的叙事视角

《尘埃落定》采用了比较特殊的叙事视角,它将第一人称的经验自我的限制视角和全知全 能的叙事视角通过视角越界方式联系起来混同使用,并结合了“白痴叙述”的傻子视角,造成叙事视角的 多重叠置;它在继承鲁迅的狂人视角的基础上打破了中西叙事理论的许多规范,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叙事 视角,是一种颠覆性叙事视角的运用,并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经验。所以说《尘埃落定》在 叙事视角的运用和探讨上对文学史的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多元叙事模式下的新疆锡伯族散文类口头传统

锡伯族口头传统是其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形态和类别上来划分主要包括多元叙事模式下的散文类口头传统和程式化表达的韵文类口头传统,散文类口头传统又分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     

《世事记》中的叙述学疑问及其解析

《世事记》是维吾尔族叙事长诗，在察合台文学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通过叙述学阅读我们发现《世事记》存在几个叙述学的疑问，文章从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事意图等方面对这些疑问进行了解读。可以发现《世事记》是一部充满叙述智慧的民间叙事长诗。     

叙事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新民俗——以湘南B村“周礼古宴”为例

"周礼古宴"是湘南B村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官方记述中显示它源于周朝"三礼",民间则认为它是从村落开派起传承的,现在看到的村中经由官方组织安排的古宴现场表演则于近年才产生。这就使人们在认知上产生了模糊甚至矛盾。从叙事的视角来看,关于"周礼古宴"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并没有本质冲突;古宴活动本身是关联于传统,又符合发展之势的新民俗;更是已融入村落生活,具有生命力的真民俗。     

论中国古典小说对叙事视角的调度

中国古典小说在采用全知叙事的总体框架下,实施着视角的变异性操作,其变异形式主要表现为人物有限叙事视角、叙述者旁观叙事视角以及元叙事和反元叙事视角等。     

“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

十七年文学具有民间化倾向,运用知识分子承担的民间叙事培养民众的话语主体性。民间叙事还具有改造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功用。赵树理为民间叙事贡献了形式,而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叙事的任务到柳青才完成,使民间叙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分析

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对叙事视角的运用独树一帜,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模式,运用不同视角的转换,视角模式的转移以及不同视角叙事的系统性等形式形成了其在叙事中的独特风格。     

电视主持人肢体语言的叙事功能与意义空间

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一档节目的演播主人,通过对其自身的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进行创作,将节目信息传递出去。在这个创作过程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肢体语言具有叙事功能,这种功能也兼备了空间叙事和时间叙事的双重属性;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肢体语言不仅经常和口头语言相互搭配,而且有时还具备独立的叙事功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肢体语言不仅在演播空间经过有机处理完成空间意义,而且通过观众的想象创建多重意义空间。     

调查类新闻报道的叙事视角与事实建构

调查类新闻节目的叙事研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般对叙事视角进行分析时,主要借鉴叙事学界的一般提法,分为三类: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而在调查类新闻报道中,大多采用以内焦点叙事为主,结合其他视角的组合视角。     

民间叙事的智慧与策略

以表演理论观照作为整体的民间叙事,叙事者在演述过程中出于某种特定的动机或意图,往往呈展出民间叙事所特有的叙事策略。叙事者正是以此种方式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彰显出一种另类的、民间的叙事霸权。诸如"求助于传统"、"表演的否认"、"中介叙事"以及"转述"等策略和技巧,都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并展示着其独具的优势。而对这一优势的有效利用,恰恰折射出民间叙事者们独到的叙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