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若干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理配置农地资源,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固有的缺陷、农业比较收益较低和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卷化"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同时,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或诱导流转、土地流转规范化程度低,以及流转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等不客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才能保证土地流转的稳步推进.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国有化均不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因此,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并非所有权归属的改革,而应是使用权的改革.使用权改革的着眼点是政府应采取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及外部环境政策组合,推进农地使用权流转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论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以市场经济原则促进土地有效流转 ,是现阶段农地制度安排的核心。本文用产权理论分析了赋予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优越性和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案     

农地流转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对策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构建既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又保护农民权益的农地现代产权制度,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以使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工人。要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必须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按照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地产权市场交易、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走向现代农业等基本要求,构建以依法租赁与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流转崭新模式。     

农地过度非农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分析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实质是土地资源在农业利用和建设利用两种用途间的再分配。农地非农化在满足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非农建设用地资源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面积的农地资源流失,因此农地非农化进程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适度地进行。由于我国法定的农地非农化渠道单一,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往往由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或土地征用方式获取。在地方社会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地方官员利益的综合作用下,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农地非农化偏好,从而导致部分地区农地过度非农化。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农地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农地流转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适度规模原则、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及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与市场边界原则.政府要积极引导农地合理流转、依法规范农地有序流转、着力保障农地高效流转以实现其在农地流转中的主导作用.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

建国以来,在我国农地权属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受损主要来源于土地的国家征用、集体支配和土地关系立法的不完备。建立有利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农地产权制度,必须在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规范土地权属转移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土地法律制度。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信托路径及其法律问题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成为农地改革的现实需求。土地信托作为一种新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土地信托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同时与土地租赁相比,土地信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农地信托流转实践中的受益权性质、税收等具体法律问题与农村土地信托模式的成败密切相关。     

农民失地问题的法学思考

目前 ,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农地流转和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正大规模地失去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并随之而失去一系列重要的权益。这些失地的农民形成了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群 ,随时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 ,在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农民土地依赖程度较高 ,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 ,农村社会保障不力的背景下 ,适度遏制农民失地 ,确保失地农民权益是十分必要的。     

再论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

家庭承包制的最大特点是将农地使用权赋予广大农民, 形成了以农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土地经营制度。目前的农地使用权制度曾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也要看到这种制度本身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土地使用权的不完全排他性, 不利于农地产权的稳定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对此,农地使用权制度创新应从两方面拓展: 一方面是从农地使用权制度自身着手, 推动它的完善和创新; 另一方面则是要改善其外部体制环境, 减轻其承担的社会职能。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思考——统筹城乡发展的另一视角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是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逐步推进的,具有渐进性.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是由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其总体目标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农地金融制度通过农地使用权的抵押来融通资金,以满足农地开发利用和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论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地位

农地所有人不享有土地流转的交换价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物权地位的确认以及作为农地所有人的非民事主体构造性,决定了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流转中不应以主体(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农地所有人对土地经营的管理权的享有、土地作为权利客体所承载的社会共同利益性对农地所有人所产生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以及农地所有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的存在,又要求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的具体角色定位应是监督者与服务者,为保障农地所有人在介入土地流转中不偏离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必要对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权利进行具体限定。     

我国传统农业区农地制度改革:一种“土地换保障”的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困境在于农户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要求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与自由流转;而农地目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要求农民在失去农地时获得作为补偿的某种生活保障。这就要求农民能够将农地置换为社会保障。考虑到仁慈政府假设和定价成本为零假设的非现实性,我们主张通过农户自主交易来实现"土地换保障":赋予农民自主交易农地权利,政府在交易中提取社会保障金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账户。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改革30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产权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效率优先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这也构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基准点.1978年以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进,农民逐渐被赋予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交易权越来越自由、土地收益权越来越充分,这是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制度之源.中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产权.     

我国土地契约关系变迁的制度风险

在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中,土地要素比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复杂。新古典经济学仅从要素组合效率的层面分析土地制度变迁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制度变迁中的利益结构变动及与之相伴的三层制度风险:农业内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使用权分配与流转中的风险、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征用制度缺乏规范性所导致的利益失衡与资源配置扭曲的风险、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与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土地制度二元化的体制风险。这三层制度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地产权偏好:基于江苏泰州的调查分析

农民职业多样化引起了农民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对农村土地产权产生了不同偏好。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对土地产权的生产性收益权、保障性收益权、农业用途使用权偏好较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土地的流转收益权、非农业用途使用权、转让权、抵押权偏好较强;许多农民对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剩余收益权、继承权等偏好较强;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表现出对土地所有权的强烈偏好。未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应该针对不同阶层的农民,提出不同的改革措施,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提高制度改革的整体效率。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法治思考

通过社会实地调研,获得事实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制度运行线索,对破解新时代土地改革中农村社会矛盾与法治困境颇具意义。针对乡村调研中呈现的农民对农地改革的主要权利期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三权分置"的乡村认知与实践、宅基地使用权行使的改革需求、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征地制度运行等方面的难题,对农民关注的改善城乡差异的经济境况和确认、保障集体成员权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得出农村土地流转及"三权分置"的实践与相关立法、理论之间有一定距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基础薄弱,农地征收制度残缺不全,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有增无减等结论。农地改革思路与实践对话的法治要求是:普及"三权分置"的政策意图,践行与释明其新制度设计;推进"三块地"改革的法治建设,借改革良机夯实其制度运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