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基于营商环境视角的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

本研究指向企业家创业与特定地区营商环境间的共生关系,选取世界银行业已公布的我国30城市的营商环境数据,结合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数据,检验营商环境与创业活力间关联,希望构建一条全新的分析思路,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实证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探索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创业现状、障碍及由此引致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之源起,最终建言地方经济发展急需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认为,具备更好的“信贷支持”、更有力的“合同及财产保护法”及更少的“程序规制”的地区,将促生更多的创业、创新行动。由此寄期政府致力于从营商环境指标来改善政策、便化制度,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协助企业家发掘新的商业意念,提升地区创业活力,最终促进地区经济的提升与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营商环境、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CSSCI

本文基于2005—2019年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营商环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优化能显著提升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更换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营商环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其内在机制为,营商环境的优化降低了各项成本,使资源流入到研发部门,促进了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营商环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发展中国家;在营商环境的不同环节中,“跨境贸易”“纳税”等5个指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为中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为有效。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19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首先从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推动作用,且随着高质量发展分位点位置的上升,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分样本看,相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当然,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来推动高质量赶超;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创新绩效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绿色物流与环境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建设的优先领域。以2007—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GMM方法分析绿色物流与环境、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化石燃料是物流运作活动的核心,而使用越多的化石燃料,越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物流与化石燃料能耗、人均碳排放量呈负相关。同时,绿色物流也可以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发展绿色物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油气投资风险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实证

基于油气投资风险视角,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地域进行划分,构建油气投资风险评价体系,运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多评价结论集结方法和Theil指数,对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油气投资风险、影响因素与油气投资风险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油气投资风险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油气资源、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成为影响油气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与市场体制对油气投资风险的影响开始减弱,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明显增加,并主要以各地区内部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为主,地区间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影响较小。根据以上实证结果,油气企业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根据影响因素加强对地区油气投资风险变动趋势的研究,识别地区油气投资状况并采取差异化投资战略。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 规模测算及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携手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但仍有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地位和利益,肆意炒作中国借此推行“债务陷阱”,阻碍了倡议的顺利发展。因此,通过选取“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GDP、货物和服务出口以及外债总额存量等重要指标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情况做一个整体研究,对比考察其负债率、债务率及其增长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并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总额存量以及负债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加了沿线国家的外债存量,加重了部分国家的债务负担,部分沿线国家也存在债务问题,但倡议对沿线国家的负债率及其增长率影响都显著为负,减轻了其债务风险,中国并不是造成其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没有使其陷入“债务陷阱”,关于“债务陷阱论”的指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在国际R&D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沿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是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资源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效能。基于系统论,围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与联结对系统功能的影响问题,采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与营商环境作为代理变量,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8—2020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存在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两条实现路径,均可打破经济系统发展中的资源依赖(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营商环境会强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