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诸子的三种逻辑思维层次

在先秦诸子特别是道、法二家学说中 ,体现着三种逻辑思维层次。第一是以法家韩非为代表的“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层次 ,第二是以道家老子为代表“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层次 ,第三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层次。三种逻辑思维层次由低到高 ,分别引申出了法家和道家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观。以往由西方哲学出发 ,称老子的“有无相生”思想叫做“朴素辩证法” ,称老子和庄子的“大象无形”、“大辩不言”思想叫做“相对主义” ,似不切合先秦诸子学说的真意     

先秦儒家道德人格层次辨析

小人、士、君子和圣人是先秦儒家基本的道德人格类型,四者因智慧、境界和价值等差异而居于不同的层次。小人是缺德者,是君子的相反人格。君子是承载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最重要的载体,是先秦儒家的核心道德人格类型。士是入德者,是君子的最佳候选人,与君子在内涵上有交叉的地方。君子和圣人同为理想人格,君子的设立源于对道德修养的现实困难之敏锐体察,圣人的塑造则是出于道德理想追求与修养过程的无止境特性的应然考虑。     

秦王朝灭亡的真实原因何在?——驳江青“儒家亡秦”的谬论

关于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的一次会议上放了一通厥词,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赵高“代表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奴隶主阶级复辟了;二、秦始皇本人“是个剥削阶级代表”,“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三、秦始皇“杀人太少”,“焚的书更少”,保留了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和思想武器;在江青讲的三个原因中,第二个是空的,并没有实际内容(详见下),第一、第三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先秦儒家天道观的演化及其特征

天与天道问题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解释关涉到对整个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先秦儒家天道观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特征值得注意。它们是:第一,由实存自然之天到至上神之天到抽象的形上之天,同时天一直不脱离万事万物;第二,由少数统治者之天到大多数人之天;第三,由外在之天到内在之天。     

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辨析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围绕言意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记载，可知其中既有共通又有不同。一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在“言”与“意”的表达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即“言表意但不尽意”;在“言”“意”两者之间，儒家与道家都表现出重“意”轻“言”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意”的重视，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对“言”如何尽“意”进行了探索，儒家的探索主要以“建构”的方法进行，而道家与之相反，选择了以“解构”的方式来追求“言尽意”。     

陈大齐学术贡献三端

作为与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同时期的学者,陈大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表现在：第一,他认为孟子与荀子对人性的定义是“名同而义异”的,然就善与恶的论说,二儒的观点一致、相互符顺;第二,他建立了一套以“人生的安宁”作为践行美德之目的,以满足切己的、可实现的、普遍的与究竟的要求作为美德具体要求的儒家现代美德伦理学;第三,他对中外逻辑学的分析梳理,尤其是对荀予名学中概念的厘定及其作用的剖析贡献甚大。陈大齐的学术贡献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整理和发掘。     

圣经时代犹太教育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比较

以古典时期的犹太教育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为切入点 ,以希伯来《圣经》、《塔木德》以及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荀子》为主要依据 ,对犹太教育与儒家教育进行对比研究 ,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对道德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并重以及采用“学、思、行”相贯通的教学原则。但圣经时代的犹太文化是以神本主义为核心的 ,因而宗教神学教育始终是犹太教育的主体 ;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 ,人本主义则是一以贯之的主线     

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提出的基本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类型。儒家君子的内涵品行充分体现在个体、社会、政治三个层面。儒家塑造的君子人格理想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人民辨是非、论善恶的基本依据,现在依然是人民判断知识分子以及公务员品德高下的基本标准。探讨君子之道对于儒学复兴与弘扬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性”特征

先秦时期的墨学代表了劳动人民群众阶层的利益和愿望 ,被称为平民显学。其伦理思想中蕴涵着独特的人文情怀和人民性品格。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性”特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显现 :第一 ,“兼爱” :追求民主平等的重民思想 ;第二 ,贵义、尚利 :体现以民为本的惠民思想 ;第三 ,“天志”实现民意代替天意的保民思想     

李二曲的真儒论和儒学适用论

李二曲是关学中的重要成员 ,他对儒学进行的条分缕析 ,在今天仍有意义。他强调做儒要做真儒 ,儒的价值在于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应用 ,不能应用的儒学 ,对社会是无益的。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试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对刘备人格的渗透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儒学的人文精神为参照体系来观照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120回毛本)中的人物刘备,把刘备的理想伦理人格的本体理解定位为儒学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及其现实意义。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乐记》视野下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我国古代的＂乐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培养和完善人格等方面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儒家经典著作《乐记》正是多角度、多层面映衬出先秦音乐教育形态。本文从《乐记》入手,深入阐释汉代儒家学者眼中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之融合——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

本文论述了先秦人文精神的历史渊源及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为技术思想提供了可知论并促进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先秦儒家重视生态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为技术思想提供生态伦理意识,为技术思想提供了合理的人文规范,体现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在人与自然层面的高度融合.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孝是仁之“生意发端处”——王阳明仁孝关系思想探析

"仁"和"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文化可被称为仁孝文化。对于"仁""孝"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很多学者进行了阐述,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汉唐学者多认为孝是仁之本,孝在先,仁在后;宋明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仁是孝之本,孝是行仁之本。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在"良知"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了仁和孝,他认为仁是良知之理,与良知不可分割,孝是良知与物(事亲)相感发出的表德。在仁孝关系方面,王阳明既沿袭了程朱的观点,又进行了新的阐发。他认为,仁是体,是孝的人性依据,孝是仁的发用流行,且是仁的先发。仁发用为爱,孝是爱亲,在所有的仁爱中最为真诚深厚。仁爱具有普遍性,但往往因条件受限而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王阳明认为应遵循"优先原则",孝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