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立法检视——以近三年为样本

单行条例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一种,是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立法权的重要形式。通过对近三年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单行条例立法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未能为保障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立法不仅制定数量少,而且发展不平衡。反思并创新单行条例立法,对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建设法治民族自治地方具有重要意义。     

单行条例立法个案评估--以《Y省W壮族苗族自治州W三七发展条例》为例

Y省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迄今为止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单行条例共144件,为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为总结成功经验,探索民族立法规律,形成规范的条例文本,提高立法质量,Y省人大民族委员会于2014年开展了民族自治地方优秀立法项目点评活动。课题组成员应邀对部分单行条例进行了评估,本文选取其中《Y省W壮族苗族自治州W三七发展条例》作为个案分析,供读者参考并以此求教于同行。     

我国民族教育单行条例的立法原则与实践路径——基于教育单行条例的文本分析

教育单行条例在民族地区地方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55部民族教育单行条例可见,以综合类和单项立法为主,零星分布在15个民族自治地区,内容较为丰富,关注主体多元,但其立法数量、范围、效力仍有限。民族教育单行条例立法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立法不充分;复制中央立法,立法本地化不足;针对特殊现象予以细化及强制力保障措施不足。民族教育单行条例立法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框架下进行,坚持合宪性、法制统一;充分重视地区的差别化、多样性、特色化;立足地方实际,突出针对性与可行性。民族地区教育单行条例立法需构建完善的民族教育立法体系,适时出台"民族教育法",为教育单行条例立法提供法律依据;针对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须以民族自治地区教育单行条例立法为突破,彰显特色化、本地化;同时发挥教育单行条例立法的反推作用,将针对性、可操作性落在实处。     

试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律依据

民族自治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我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共同繁荣、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指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本文试图探讨民族自治地方机关制定自治法规的法律依据问题以求教于大家。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地方性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地方政权必须研究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研究地方性法规不能不研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凡三十余年,目前,全国共有140个民族自治地方,只是近年来才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新晃侗族自治县等几个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完成了立法程序,单行条例亦为数甚少。可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还是法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必然王国。本文着重就如何制定好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单行条例及其变通规定的制定

自治条例在某一个特定的自治地方具有唯一性,一旦制定后,除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修改外,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更多体现在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以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执行上.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按法定程序制定的调整本自治地方某方面事务的单项自治法规.本文对单行条例的基本范畴与变通规定、单行条例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单行条例规范化的基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湖北民族立法的走向

湖北是一个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 ,尤其苗族和土家族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地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自治地方。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这些民族自治地方贯彻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 ,制定了相应的自治条例和许多单行条例 ,在民族地方立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 ,综观这些民族地方立法 ,存在民族性不强、区域性不强、针对性不强等弊端。 2 1世纪的湖北民族地方立法应有新的走向 ,应由模式型向多元型、专门机构式向居民参与式、管理型向优势开发型、板块式向双向选择式等转化。     

制定单行条例规范民族自治地方城市管理的问题研究 ——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城管立法为例

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依法规范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时也是立法上的新探索。城 管单行条例在立法定位上以“小城管”立法为宜,即围绕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来展开。在立法功能上,城管条例旨在承接上位法, 合理进行细化、补充、变通。城管单行条例发挥立法变通权,设立行政处罚,不仅具有法律依据,同时符合法理和立法目的。同 时,条例的实施依赖具有正式编制和执法资格的城管执法人员,民族地区应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执法人员荒”的困境。     

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立法权的思考

立法权是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首要的基本的自治权 ,但在现行的立法体制下 ,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的立法权相比 ,具有不独立、不完整的一面。这需要我们改革现行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程序 ,通过完善立法监督机制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独立地行使立法权。     

关于自治条例的法律地位、概念和特征问题

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目前,一些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已公布实施,各自治区和其它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条例的起草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本文就自治条例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概念、特征等立法实践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看法,谨供讨论。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分析

西方学者认为宪政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毛泽东同志认为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更多的学者认为宪政包含民主、法治、人权三要素。本文从宪政三要素角度对民族区域自治权进行分析,诠释了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权过程中,如何通过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而加强民主;如何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进而遵循宪法至上的理念;如何通过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进而保障人权等问题。     

普惠视域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法制保障的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发展较为落后,阻碍了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以法律制度保障差别性支持民族地区金融的发展。现行法律政策等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支持力度较弱,应从普惠金融法的价值如“安全、效率、普惠、共享”等以及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入手,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创新、完善民族自治地方金融法制,促进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随着我国法治化速度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 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村级党组织的建 设滞后、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 民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我国应当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加强基层治 理的队伍建设、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及其行使探析

经济自治权的实质是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划分,是国家经济利益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和善于依法不失时机地请求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敢于和善于依法行使"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自治权;敢于和善于依法制定"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自治区自治条例等应尽快颁布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     

21世纪初广西少数民族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21世纪初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大幅减缓;少数民族性别比低于汉族,但各民族人口性别比攀高并有加剧之势.在择偶要求方面,民族关系、民族观念淡化,民族内婚的传统逐渐打破;择偶标准方面,少数民族青年更注重于人品、性格,而疏于家境、收入条件等物质因素.信仰共产主义,向往民主,自由、平等,在健康基础上追求知识、道德、理想.     

21世纪初广西少数民族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21世纪初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大幅减缓;少数民族性别比低于汉族,但各民族人口性别比攀高并有加剧之势.在择偶要求方面,民族关系、民族观念淡化,民族内婚的传统逐渐打破;择偶标准方面,少数民族青年更注重于人品、性格,而疏于家境、收入条件等物质因素.信仰共产主义,向往民主,自由、平等,在健康基础上追求知识、道德、理想.     

民族地区旅游效应下的社会变迁——以巴东县神农溪漂流地罗坪村为例

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背景之下,旅游地的农村社区无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社会观念上,都发生了各种变迁。随着旅游开发的纵深发展,这种变迁将会是全方位的、更为深远的转变。村民在旅游开发与发展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仅仅是外界的力量在推动旅游地的社会发展。调动旅游地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提高民众的参与度,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可持续的、有效的根本途径。     

论民族自治区域发展权的宪法保护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性的“相对贫困”,社会权对公民个体的一般保障救助对于缓解因少数民族区域性“相对贫困”导致的社会离散危机功效有限。在宪法上确立以缩小民族区域差距为内核的少数民族区域性的发展权,可以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权从防御功能向组织功能转型,使各少数民族围绕宪法展开规范的商谈合作政治活动,并使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通过宪法认同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观念走向实证,最终实现各民族宪法爱国。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实施“工业强省、城市化带动战略”之思考

＂十二五＂时期,贵州省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城市化带动战略＂。这对于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好自治地方的优势和条件,实现跨越发展,成为了当地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民族自治地方要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结合等原则,积极思考扶贫与脱贫、城乡统筹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文化保护与发展等问题,不断促进贵州＂工业强省＂目标的实现。     

民族自治地方婚姻法变通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婚姻法变通与补充规定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权益。变通是针对《婚姻法》某些条文和内容的变更,其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对“变通”应作扩张解释,即“变通”包含“补充”,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办法对其加以明确。要重视少数民族习惯法,并以其充实与完善变通立法内容。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法理进行变通。为使《婚姻法》及其变通规定得到更好的认知和遵守,普法宣传应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