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扶贫工作受到创业意愿不强、创业资源不足、创业能力不高的约束,必须将创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聚焦于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设计,以陕西省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创业扶贫为案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有效构建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与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下创业扶贫的“输血”“活血”“造血”“换血”等典型模式需赋予其“精准”内涵;精准创业扶贫模式可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机制实现;精准创业扶贫政策需从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层次性等角度予以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当前中国贫困县中开展的 “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经济共享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典型创业扶贫模式需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视角予以完善;不同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意愿、资源、能力约束条件,且在运行中必须将多种扶助机制融会贯通;针对具体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相关政策仍需从意愿瓶颈突破效应、资源缺口补偿效应以及能力差距缩小效应等角度予以评价,并建立基于以上效应动态监控的精准创业扶贫政策优化方案。     

精准扶贫的正义性价值与现实进路——基于罗尔斯正义性的审视

精准扶贫是扶贫开发的创新与改革,它既是一种新的理念,也是一种新的扶贫机制。无论是从纵向时间链进行分析还是从横向空间域开展比较,精准扶贫都有着正义性的价值基础,特别是在理论假设、目标指向、行动主体与扶贫方式方面的正义性耦合度最为突出,以此塑造出正义性价值体系的现实进路:保障贫困者政治权利的平等与自由是其制度基础,全力实现对最少受惠者的反向补偿是行动基础,培养贫困者善行观与增能"培力"是理念基础,发挥扶贫契约的指导与价值性约束是其实效基础。在此现实进路中,遵循制度基础优先于行动基础,理念基础优先于实效基础的行动逻辑,催生精准扶贫走向共享发展。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乡村旅游“一极多栖”社区增权机制研究——以贵州茂兰为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为了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产业兴旺成为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茂兰受其保护区特性的限制,其他产业发展暂时性受阻,而作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扩展农产品就近消费,从而促进城乡资源互动,拉动农村经济增长,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增长极理论的指导下,以茂兰为研究对象,利用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建立“一极多栖”社区旅游增权机制,以旅游业为增长极,从经济增权、心理增权、政治增权、社会增权四个维度全方面、多层次为社区居民增权赋能,进而对种植业、手工业等产业产生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巩固提升精准扶贫的成果,实现茂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主体的行动逻辑

扶贫资源在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瞄不准”和“瞄不久”现象:村民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扶贫资源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偏离;县乡政府追求自身政绩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托资源优势影响扶贫信息及资源传递;村干部为完善乡村治理利用亲缘关系影响贫困户识别结果。因此,探索长效脱贫机制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发展能力;优化贫困者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位置;转变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成为扶贫实践工作中的协作者;健全多元扶贫监督机制及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成为了新时期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在我国城市反贫困中的使命和角色

社会工作的使命是“扶贫济弱、助人自助”,贫民和劳工是社会工作的两大传统服务对象。由于对致贫原因看法的不同,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围绕改变贫困者个人而开展的助人活动,二是围绕改变贫困者周围的社会环境而开展的助人活动。这两类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所以社会工作在城市反贫困中以推动社会政策制度和改变为主,同时也强调贫困者的自立。由此形成了社会工作在政策制定环节中的贫困者利益维护者,政策执行过程中需求的评估者;致力于提升贫困者能力的使能者;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倡导者和为贫困者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反贫困模式选择——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传统的"输血式"反贫困思路正在转向"造血式",由物质、资金等济困的方式转向对贫困者赋能与增权。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特别选择了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异地安置、对口帮扶、小额贷款、科技扶贫以及生态旅游等模式,从着重保障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增加就业渠道与途径、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出发,实现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积极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On the Principle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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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的实业思想与法国近代的工业化

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这一理论认为近代社会是实业社会,以实业活动为基础,以创造财富、造福人类为目的;为此必须努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实现工业化;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然的和谐

科学创造文明 ,也使世界受到损害。当代人的生存被合法地虚无掉了 ,这种合法化的生存危机只有通过艺术的“解合法化”才能克服。艺术是人类感情的全音阶 ,能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真实存在。人与世界的和谐 ,是自然而然地拥有的。只是由于人的不断超越 ,这种本然的和谐被遗忘掉了。艺术能够引导人们回归人与自然本原的和谐状态     

绿色城市背景下如何实现景观的人本表达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对城市景观小品需求增大。速生的景观小品设计质量参差不齐,即使是设计质量较高的景观小品也因奢华而与绿色环保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景观设计将野草文化、就地取材纳入设计理念中,可以实现在绿色城市背景下景观的人本表达。     

《拉格泰姆时代》:向历史意义的回归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多克特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共同世界;使文学政治化,政治历史化。它表现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都被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异化的命运,也讲述了一段作为拉格泰姆音乐撰写的历史,从而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     

先验还原与现象学的世界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从怀疑论所揭示的自然认识的超越之谜入思,遵循直观明见性的原则,以向原初的经验视域回溯的最终奠基观念为引导,论证了先验还原的必然性。借此,通过先验还原的具体实行,开启了先验经验的研究领域。最终,在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揭示中,凸显出现象学的世界问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