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具有近代外交思想的色彩。他主张捍卫国家主权,收回被列强窃取的国家主权;主张遵守条约和公法,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实行"连横"策略,以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主张完善外交制度,培养新式外交人才。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具有一些局限性。     

马建忠的外交思想评述

马建忠的外交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主动开放 ,谨慎交结 ,利用国际公法 ,修改不平等条约 ;反对盲战 ,隐图自强 ,他还首次提出了集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马建忠的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和进步意义 ,自成体系 ,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郭嵩焘外交思想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外交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是其外交思想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超越“华夷界限”,向西方学习;主张“主和外交”与“诚信外交”。他外交思想的本质并非卖国投降,而是有非常大的开创意义。     

关于宪法双重属性的思考——兼论宪法双重属性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既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利,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既包含公法规范,也包含私法规范。宪法是公法与私法的辩证否定物,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确认宪法的双重属性,对宪法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宪政思想新论

梁启超的具体宪政主张因时而变,但其宪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宪政实现途径的过渡论和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究其原因有二: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作为其宪政思想的目的,将具体的宪政主张视为手段;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的过渡论呼应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遽烈的过渡时代。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融贯了他所谓的"保守心"与"进取心",既保持了其思想的连贯性,又能与时俱进。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中西文化是曾纪泽外交思想的源泉。他是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外交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中俄谈判和中法交涉无疑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既不同于主和派 ,又不同于主战派。     

论现代国际法视野下的《马关条约》

中日《马关条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举足轻重,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真正步入一个以西方国际公法为规则体系构建出来的国际秩序。《马关条约》迫使传统中国体制从根本上遭遇到一个新的世界法权体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且全方位地颠覆了原先的宗藩朝贡体制,促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进行法制与礼仪制度的变革。从形式理性、实体架构和法理根基三个国际公法的层面审视《马关条约》,我们看到,《马关条约》固然对中国创巨痛深,但也具有正面的宪制意义。它蕴含着破除与塑造的双重法意,揭示了中国之古今之变的现代转型过程,是在一种伴随外来强制力的国际公法之中外约章的规范下的内部体制之变革过程,因此也是一个由外到内进而再由内到外的变法改制过程。此外,《马关条约》还触及国际秩序中的文明正义论问题,中日两国关于这场战争的申辩理由关涉着两种文明价值观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峙。从文明演进论的视角来看,它们又与古今中西交汇之际的中日两国之历史处境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传统的中华文明经历这场巨大的冲击,无疑将面临着文明重铸的新命。     

略论曾纪泽的洋教观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对曾纪泽洋教观的由来、主要内容及影响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论述，力求弥补目前学术界对曾纪泽外交思想及活动研究之不足，从而使我们对曾纪泽这一历史人物有一个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鲁迅的当代意义与超越性价值——在“30后”与“70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

鲁迅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民族精神文化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整个民族遇到问题,可以到他的文学与思想的内部去不断吸取资源。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现实。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鲁迅研究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的问题,在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的同时,更应该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社会制度、所有发展模式、所有文明,都发生了危机,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只有在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考的意义。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鲁迅的思想是创造这样理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鲁迅的意义,普遍认为是拔得太高,实则认识远远不够。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中国文化法治70年回眸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我国文化建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在反思和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文化法治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法制基础，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以2018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为起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法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以《文化遗产保护法》《文化教育管理法》《公共文化服务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为“主要内容”，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使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文化法治体系”正在形成。     

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逻辑、现实基础及历史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必然产物,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它的提出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年物质文明充分发展与中国现代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的基础之上,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时代、新阶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高校留学生教育的文化传播价值与策略

随着来华留学的蓬勃发展,国内高校成为孔子学院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文化传播平台。高校在留学生教育中进行中国文化传播,不仅对留学生教育本身具有教育价值,对高校发展和国家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它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加深高校国际化教育的文化底蕴,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倡导分享理念、设置模块课程、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建设校园环境等策略来推动文化交流,增进文化理解,增强文化体验,寻求文化认同,最大化地发挥高校的文化传播优势。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问题与方法

宪法是法治体系的根本依据，也是法学体系的制度坐标。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首先要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今日国家治理领域现实问题艰巨繁多，对宪法理论课题的研究亟待加深，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脉络，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发展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宪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挨骂”“失语”...     

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重点任务及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目标，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要求，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指明了前进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既是续写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使命自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应重点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即聚焦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精神追求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着力回应时代诉求，保持开放的视野胸襟。一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筛选和补充完善；二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     

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思维

新形势下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它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参与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是维护我国国家核心利益、为实现中国梦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的迫切诉求,是彰显中国开放自信的外交风范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国际话语权争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关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思路蕴含着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思维和新观点,包括: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梦相通相融,实干圆梦的新思维;经贸合作硬支撑,人文交流软助力,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维护正当权益,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的新思维;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全面布局,重视顶层设计的新思维,等等。我们要以习近平重要讲话为指导,积极创新,努力打造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不断开拓对外宣传和展示国家形象工作的新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条约观演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城下之盟,还要面对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来华请订商约,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议立和修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深化条约认识、调整对外政策,条约观呈现从排斥“要盟”到严格信守、“羁縻驭夷”到条约体制、“惠及远人”到力挽利权的转变态势,商约观念亦随之萌生,由是表现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间的矛盾与交融,以及中国外交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