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凉山彝族地区的行政与经济

一、行政设施和统治制度 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率兵进攻西南,对各地实行军事统治。一二七四年(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在今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设置罗罗斯宣慰司,行使中央政府的国家主权。《元史·地理志》载:一二七五年于凉山地区“置总管府五”,即建昌路、里州路、德平路、定昌路、会川路。到了一二七七年(至元十四年正月),“立建都、罗罗斯四路,并置官属”。当时只有四路,后来添设里州总管,合为五路。《元史·地现志》载: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罢德平、定昌二路为德昌路,一二八九年并里州于建昌路。因此《元史·地理志》载罗罗斯宣慰司所属只有建昌、德昌、会川三路。罗罗斯宣慰司最初隶属四     

四川宜宾珙县带“罗”音与凉山带“濮”意的地名小议

在历史上 ,川南曾是彝族的重要活动之地 ,且相对凉山而言 ,社会比较发达。所以在川南留下了一系列的彝族的遣迹 ,带“罗”音的地名就是其遗迹之一。在凉山地区 ,历史上曾居住过土著濮人 ,后融合成为彝族 ,所以在凉山的地名中至今仍有带“濮”音的地名     

腊罗巴文化在彝族传统体育中的作用研究

腊罗巴彝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本研究通过对腊罗巴彝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分析其在彝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起源和传承作用。这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腊罗巴彝族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涵,进而提出彝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方法。该研究对构建彝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试析彝族先民的“天人合一”观

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课题。本文从远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彝族先民口碑古籍和彝文古籍中，探讨彝族先民在天人关系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古波斯“不净人”考

中国史书记载波斯“不净人”专事“弃尸于山”，文章考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丧葬史，认为“弃尸于山”反映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葬俗，且主要为祭司和下层百姓所遵循。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祭司、抬棺者、洗尸者和抬尸者均参与丧葬仪式，其中只有抬尸者才从事宗教意义上极度危险的职业，文章认为“不净人”正是此专职抬尸者(nasā-sālār)。从该教教义和礼俗来考察，“不净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为了战胜邪恶，中国史籍称之为“不净人”，乃缘于教内人与教外人，族内人与族外人由于不同立场而产生的误解。     

“俫人”族源浅探

我国“俫人”分布于黔桂滇三省(区)交接地带。解放三十多年来,一直未能确定其民族成份。近年来,虽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然而见仁见智,看法不一。综观其研究动态,关键在于尚未对其族源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探讨。笔者认为,探讨“俫人”族源,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它不仅仅是目前解决“俫人”族属问题的关键之一,而且还牵涉到汉藏语系各语族先民之间,及其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先民之间的历史关系。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一课题,将对解决西南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起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课题难度较大,非一两篇文章便可搞清,当循序分别讨论。本文为“俫”源初溯,旨在给“俫人”族属识     

试谈建都人民的抗元斗争

公元1264年,建都地区爆发了以彝族首领建蒂领导彝族并有其他民族参加的抗元斗争。这场反抗斗争被平定后,元王朝便于1275年在这里设立罗罗斯宣慰司都元帅府,把境内分为若干个府、州、县,並将已趋向集中的当地民族集团,按其居住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设置土司制度进行统治。元王朝的这些措施,对后来凉山地区各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这次建都人民抗元斗争的基本情况予以分析阐述,兼就杜玉亭同志在《“建都”是当地民族对建昌之别称》(以下简称《别称》)一文中有关这次斗争的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再论“诺苏”非“黑族”义

我们发表了《“诺苏”为“黑族”义质疑》一文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说明有不少人关心这一问题,值得高兴。提出疑义,有助于扩大眼界,深入研究。由于彝族族称涉及彝族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拨开迷雾探其庐山真面目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再撰此文,愿与大家共求科学结论。 一、在拙文中,我们认为“彝族有些方言、缅彝语有的亲属语言族称和‘黑’不同音,是两个不同的词。”     

彝语稻作词汇及其文化现象

从现今彝族聚居区的自然条件来看,大都不适宜种植水稻,但不能就此断定彝族先民与稻作文明无缘。通过考察彝语稻作词汇发现:"稻"为彝语自源词,在彝语方言形成前便已存在,彝语支1诸族的分化是在学会种稻之后;彝语稻作词汇丰富、用法独特,这是彝族早期稻作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稻"为彝族固有农作物,也是彝族早期食物来源之一;明末清初以来,彝族稻作发展深受汉族影响。     

“诺苏”为“黑族”义质疑——兼论从语言研究民族的方法论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彝族族称“诺苏(n~(33)su~(33))”(四川凉山喜德话读音)是“黑族”之义,并进而推断因为彝族尚黑,故以“黑”自称。我们认为这一认识值得商榷。“诺”非“黑”义,而是纯粹的族名。本文拟从语言学、社会认知心理和历史文学文献等方面来说明“诺”非“黑”义,并由此兼论从语言研究民族的方法论问题。     

彝族与古濮人关系论析

民族自称是一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显性特征之一 ,它往往与该民族的源流有一定关系 ,用自称当中的一些特征往往可以廓清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拔”等特征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 (自称 )中的延续 ,“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彝族的源流关系。本文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 ,参考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论证彝族与古“濮人”之间的关系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来源考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反映的是武后还政于李唐的事情。这两则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范仲淹《范文正集》、苏辙《栾城集》、李弥逊《筠谿集》均有引用。然而《旧唐书》未收二事。《新唐书》载有“双陆不胜”,《资治通鉴》亦载有“鹦鹉折翼”。实际上这两件事属于民间传闻,而这民间传闻又与佛经和佛经变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

在对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华夷一家"观念在元代中后期于思想领域所获取的主流地位,并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原因。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

袁世硕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聊斋学专家 ,出版的《蒲松龄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 (合著 )等专著和论文 ,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这篇文章所谈《聊斋志异》早期抄本的作者 ,及其借以转抄的另一抄本 (已逸 )的作者 ,都是福建人。本刊特约请袁先生撰写此文 ,并希望借以搜集已逸原抄本的查找线索     

彝族民间叙事长诗比较研究 ——以贵州《乌鲁诺纪》和凉山《阿依阿芝》为例

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阿依阿芝》与贵州西北彝族地区的《乌鲁诺纪》都为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两者都主要用于婚嫁场合 中演唱。目前学界对《阿依阿芝》有所研究,但没有涉足《乌鲁诺纪》及两诗比较研究。以文献研究法及口头程式理论分别从三 个不同层面,即女主角身份背景、主题思想和程式对这两部叙事长诗对比研究切入,发现这两首彝族民间叙事长诗虽然来自不 同的地域,但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性和明显的差异性。     

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穷"、"游"之论

在诗歌的发生这一问题上,戴表元认为“穷”与“游”是最重要的两个契机。而戴表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诗学思想,正是他立足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际及诗歌创作道路,对当时诗坛深深思考的结果。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