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三州”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主要难点与实践路径

“三区三州”推广普通话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它直接关系到个人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实现,关系到“三区三州”乡村振兴的实现,同时,也是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该项工作面临艰巨的挑战。相较于其它地方,“三区三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差距大、教育发展滞后、部分边民的国家认同感模糊。经过各方努力,当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十三五”时期取得了重要成绩,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与做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应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架构下来思考推广普通话工作,建立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长效机制,并下大力气抓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     

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回顾和展望

本文在大量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展望。文章提出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四条路径，它们是：一、坚持“语同音”，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学语言、行政交流语言、新闻传播语言、经济商贸语言，文章指出要充分发挥学校的基础阵地作用，党政机关的带头作用，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公共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二、坚持“书同文”，使国家通用文字成为民族地区教材、教学、教研文字、公文文字、媒体文字、经济商贸文字。在新的时代，在逐步完成民族地区通用语言推广普及的基础上，民族地区的“书同文”，集中体现在对国家通用文字-规范汉字的推广普及上，这是攻坚克难之战，掌握了通用语言，就解决了“语盲”问题，但学会通用文字-规范汉字，就解决了“文盲”问题，从“听说”到“读写”，可以分阶段进行，但齐头并进，效果更佳。三、坚持“根同源”，在民族地区传播五十六个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光辉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为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下扎实的心理基础；要将推普工作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难和工作需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紧密结合，因地制宜，进一步增强推普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坚持“心同向”，在民族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文章最后指出：民族地区的推普成果必须得到巩固，要防止各种主客观因素干扰而导致通用语言文字掌握之后又被闲置和遗忘，因此，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必须常抓不懈，要通过发展民族经济、实现乡村振兴、强化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文明团结进步等步骤给予保障，促成良性互动。     

“上去”“下去”作补语时的虚化机制及分布搭配——以意象图式分析

喜德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个以彝族为主的民族县。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凉山州喜德 县民族中学进行普通话普及度情况调查,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喜德县的推普工作卓有成效,普通话在校园里占有重要地位, 学生对掌握普通话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尤其是在正式场合下,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普通话与年龄之间存在正相关;教育 模式与普通话水平的差异在该中学表现不明显;普通话的认可度高;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较高,但是普通话的水平有待提高。本 次调查对于民族地区中学学生普通话提高有积极的意义。     

高师语文的普通话教学刍议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以语言为媒介参与社会的一切活动。从语言的发展规律而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不断发展变化。建国以来,大量卓有成效的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促进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进入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新的形势又将语言文字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作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而被摆在重要位置。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全民性全社会的工作,而学校作为学习语言文字的场所,它在推广普及普通话方面示范作用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推广普及普通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推广普及普通话已成为高师语文教学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之一。     

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的传播学思考

作为信息交流的重要载体,普通话已经在全国各地区及各民族得以大力推广。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普通话本身即是一种 连接不同人群和不同文化的重要媒介符号。探讨了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传播学意义,同时在分析民族地区普通话传播者、 受众、媒介及控制者传播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发挥舆论领袖在普通话推广中的作用、如何按受众需求进行普通话推广以及如 何处理好民族语言与普通话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于汉语拼音教学在“推普”中的工具作用的思考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纪之交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要求。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突出了。1986年初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把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作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十多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与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普通话的推广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性、复杂     

浙江省农村地区推广普通话的现状与对策

推广普通话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推广普通话是国策,应当城乡同步,和谐发展.在农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认同传承,事关国家统一,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对农村的推广普通话工作进行调研分析,有助于国家语言政策的统一与落实,有利于国家语言战略的贯彻与实施.     

师范院校“推普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师范院校是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前沿阵地。为落实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精神，实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目标，几年来，我校始终不渝地把语言文字工作作为突出师范性、实现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目前已初步构建成了以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为近期目标，以实现师范院校培养目标为终极目标，以提高水平、培养习惯为工作核心、以教学、宣传、活动、考核四系列有机结合为主线，以科学的管理体系为动力，以健全的规章制度为保证，以“专入专管、求实创新、持之以恒、环环相扣、多管齐下”为方式的具…     

略论“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

“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是对标准普通话而言的。文章以“荆州普通话”为例 ,对“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的共性特征、成因、性质进行了描写和阐述 :都具有普通话声调 ,是“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的最基本的共性特征 ;方言干扰、错过语言学习最佳年龄段、教育教学水平不高是“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形成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 :“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是普通话的地域变体 ,是国家通用语言的主力军 ;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普及”的普通话 ,只能是“带地方色彩的普通话”。     

公务员工作用语问题之管见

目前,以普通话为工作用语的良好风气还未在党政机关完全形成,党政机关在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法,推普政策方面缺乏相应的措施及实施细则,缺乏监督管理机制,缺乏行政管理的力度,其推普工作明显滞后于教育及广电系统。推广普通话,公务员应率先垂范。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凉山彝区旅游扶贫的现状与路径探析 ——以昭觉县为例

发展旅游是解决现代农民自身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今社会国家解决旅游资源丰富但地区贫困最有效的途径之 一。因此,凭借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加快贫困地区人民的脱贫致富进程。以旅游扶贫为背景,以昭觉县为例来探析凉山彝区 在发展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多管齐下,创新扶贫方式、深挖资源内涵,打造特色化产品等一系列的可行性建 议。通过这些针对性的建议,希望对昭觉的扶贫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加快实现村民收入与旅游发展的双赢。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战略选择。旅游产业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动力之一。蔡家崖村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蔡家崖村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旅游富民之路,形成了现代农业与红色旅游互促共赢的发展局面,目前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代表地,通过分析其旅游扶贫的背景、模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蔡家崖村“红色旅游扶贫,农旅融合兴村,旅游电商富民”的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蔡家崖村旅游扶贫的经验和启示,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开发的耦合逻辑——以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过去数年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民增收产生了积极作用,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作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融合机制时,要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旅游开发的多元监管制度;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核心基因,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构建“三位一体”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要创新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拓宽居民多元参与渠道;要推动“点面”相结合的“农+旅+非遗”融合等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融合发展模式探析

四川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面临新时期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规划牧民定居点建设、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业,实现协调融合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民族文化、区域特色文化,是四川民族地区乡村脱贫致富持续繁荣的现实道路。     

方言情结与普通话推广

方言情结阻碍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方言情结具有向心力、外张力及由此带来的顽固性.方言情结是普通话普及的主要阻碍因素,从发展趋势看,方言总要慢慢萎缩,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基于游客视角的太行山片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太行山片区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典型区域之一。近年来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太行山片区的乡村旅游扶贫成效显著,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太行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太行山乡村旅游发展遇到了瓶颈,应该结合客源市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目前以野三坡为代表的太行山片区乡村旅游应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利机遇以及雄安新区巨大的品牌效应,稳定与拓展细分客源市场、科学规划旅游产品和项目、创新旅游产品营销策略与手段、推动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和升级、系统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合理利用土地和加强景观风貌保护以及加强太行山片区乡村旅游的区域协同管理,进一步探索连片特困区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的新模式,进而增强特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