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双重边缘化中的人际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如今,以QQ、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普及,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交生活方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同样如此。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使用,则会发现社交媒体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复愈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时期与血缘群体断裂的情感支持;密切和地缘群体因时空而疏离的多重支持;维系和业缘群体因流动而不确定的信息支持;建构和趣缘群体在虚拟空间产生的认同支持。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和这些关系群体糅合为一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掌上新家、电子同伴、信息线人和秘密“后台”。     

社交媒体推动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以武汉市取消路桥隧收费政策为例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方式,同时也对公共政策的过程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本文运用多源流理论,探讨了社交媒体对武汉市路桥隧收费政策终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问题流中,社交媒体充当了政策运行效果的反馈机制,加速政策问题的曝光,同时扩大焦点事件的影响力,使其顺利打开问题之窗;在政策流中,社交媒体整合了信息资源,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讨论的公共空间,加速政策终结方案的筛选;在政治流中,社交媒体成为公众情绪的放大器与显示器,激增的国民情绪与政府换届推动了政治窗口的打开;最终政策企业家抓住政策终结窗口开启的时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宣传政策终结建议,促使三流耦合,推动政策终结。研究认为,政府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社交媒体的作用,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实现政策终结。     

社交媒体负面口碑的传播机制及理论模型研究

社交媒体是消费者自由开展口碑传播的重要平台,具有开放性与互动性特征。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六度空间理论、自组织理论和长尾理论等,结合信息传播流程和关键节点的分析框架,根据社交媒体负面口碑在个体、群体及媒体等3个层面上的传播与扩散机制,提出了以个体社交网络为核心的传播单元模型、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自组织传播模型以及以跨媒体传播为特征的口碑扩散模型。其中,单元模型揭示了发布者类型、口碑表达方式及接受者与发布者关系的重要性;自组织模型反映了负面口碑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网络和人际规则由无序走向有序;口碑扩散模型体现了社交媒体成员的角色多元化以及媒体之间的竞合关系,系统解释了社交媒体负面口碑破坏力不断放大的内在机制。     

公务员社交媒体使用对需求满意度和内在工作动机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公务员为例

尽管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公共部门)不可缺少的工作工具之一,并且关于社交媒体对政府(公共部门)影响的研究也很多,但从个人层面上看,很少有研究关注社交媒体使用对于公职人员(公务员)的影响.本文以上海市公务员为样本,在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上探析了公务员社交媒体使用和需求满意度及内在工作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出于工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与需求满意度(胜任感、关系感和自主感)呈正相关;与内在工作动机也呈正相关.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多使用社交媒体会产生消极影响,公务员出于工作目的使用社交媒体与需求满意度和内在工作动机都呈倒U形关系;且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产生的效应相同(作用力不同).本文是将电子政务与自我决定理论结合进行的一种创新性尝试研究,对于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者如何管理公务员有效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社交媒体视阈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社交媒体正快速成为公众针对各种公共事务及公共话题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平台和主要渠道。它正在悄然改变社会治理方式,正成为互联网时代政府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政府在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还存在民生需求分析机制不完善、虚拟社区思路不清晰、社交媒体社会动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急需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建立社交媒体民生信息监测、分析与应对机制,加强社交媒体治理体制建设,创新治理理念,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动员模式,加强社交媒体中议程设置等社会治理方式。     

社交媒体与公共外交2.0——以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共外交实践为例

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公开性、对话性、参与性及连通性等传播优势使之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其提供的媒介情境也将公共外交带入2.0阶段。社交媒体使公共外交具有范围更广、针对性更强、便于收集他国舆情、易与他国民众形成准社会互动等特性。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基于社交媒体的公共外交,通过发布战略规划、完善组织构架、推广网络信息技术、开设社交媒体主页等方式促进其公共外交活动。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共外交主要采用通过"中区行为"吸引关注、从上层和下层两方面进行议程设置以及组织多种活动使网友在线上和线下共同参与等策略,其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O2O式兴趣社交值得期待

尼尔森网联近日发布《移动社交用户需求与行为调研报告》,报告显示,移动社交不仅仅是PC端社交在移动端的简单延续,LBS技术在移动端的应用为移动社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人们对以兴趣为目的的社交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移动终端的LBS功能使得O2O式兴趣社交愈加便捷;未来O2O式的兴趣社交应会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本次研究分为桌面、定性和定量研究三个部分,方法分别是:搜集权威机构或媒体发布的相关资料;小组座谈会(3组,分别在北京、成都和汕头);网络调研,基于线上样本库。目的在于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挖掘用户对移动社交的需求和使用习惯,对定性访谈结果进行验证,得到最终结论。     

“社交货币”：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新引擎

<正>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需要调动用户的主动传播实现优化升级。在为中国故事赋能传播动力的多种手段中,社交货币因其与信息分享直接相关而彰显出独特价值。社交货币：赋能互动的新型数字资产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活跃互动的背景下,电子口碑被概念化为人们在社交循环中彼此拥有的社交货币。虽不等同于法定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但在互联网“冲浪”的时代,社交货币是用户打开“话匣子”的钥匙,没有它便很难融入流行事物的大潮之中。社交货币（Social Currency）属于社交媒体经济学中的概念,其核心是分享。社交货币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可以用于描述所有真实而又潜在的资源,它源于社交网络和群体,既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也存在于离线的现实。     

社交媒体中关系融入的认知机制研究——基于相似性视角的分析

社交媒体作为自我呈现和数字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是社交用户之间关系形成和维护的平台。其中,如何提升用户的关系融入成为数字交往的核心议题。本研究以用户间相似性为切入点,运用社会认同和自我扩展认知理论解释相似性引发的认知困境,探索基于用户间相似性的社会认同的机制,引入认知需求以规避用户间相似性对其自我扩展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用户间相似性与社会认同正相关,与自我扩展负相关,而用户社会认同和自我扩展均会提升用户社交媒体关系融入。针对认知需求较高的用户,社交媒体可以减少相似性机制的影响,从而提升用户自我扩展认知,实现社交媒体关系融入。     

论明代中晚期商妇的社会地位

学界普遍认为明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明代中晚期的商妇作为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的地位并没有一般学者认为的那样低。对传统贞节观念的挑战,通过参与商业活动提高经济地位,通过相夫教子提高自己的名誉,并由此引发当时的人们对于男女平等问题的思考,是明代中晚期商妇地位提升的具体表现。晚明男女平等的观念的提出,与明代中晚期商妇社会地位的提升有着密切联系。     

风险刑法理论下抽象危险犯的合理规制

伴随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在刑法学界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处罚的早期化是显著特征。而在风险刑法理论背景下,又出现了扩大抽象危险犯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关系,但实际上各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独立的社会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法应当以谦抑为精神,其保障法的地位不能动摇。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危险的增多,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扩大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该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刑法保障人的利益的视角考虑,尽量借鉴该理论与国情符合的方面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合理地肯定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进行合理规制。     

智能手机使用中彝族青年集体记忆的危机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10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四川凉山彝族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结合对凉山彝族青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主流媒体报道下的彝族群体形象与该群体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生产着媒介记忆,发挥着重要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赋予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的全新方式,使得他们在原有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记忆,同时也遭遇着族群记忆离散、数字化遗忘和过度娱乐化等危机。由此提出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路径,回归文化自信、重塑传统价值等建议,让彝族青年主动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     

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把握新时代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新时代幸福观的哲学之维即从唯物主义出发，在主体上、形式上、目标上继承唯物主义的哲学先进性，为实现人民幸福的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向；实践之维在于全体人民结合新时代国情通过劳动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民生之维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力图通过提高生产力完善制度机构，在关注民生和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幸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     

文化民生：改善民生进程中一个需要深切关注的领域

无论是对国家、社会、个人,文化民生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重视文化民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保障文化民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改善文化民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前提.     

论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的民生改善功能

民生改善不仅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期待。然而,"逃离"式的民生改善,突显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除了有着与一般贫困地区的共性之外,文化差异是其面临的特殊问题。他者视角、外来角色的民生改善只能是低效的。在县域经济与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成为可能。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县域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但距应然的理想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数量少、服务定位不够精准以及毕业生的外向输出三个方面。因此,参与民生改善的相关主体需共同为之努力：政府以差异补偿助推美好生活;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县域民生改善的办学定位;企业积极参与高职办学,以实现利益共享;个体努力实现自身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观的确立,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向的人学理论。这种理论是对以往哲学的批判和逻辑发展,使哲学真正回归到现实人本身。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研究和考察人,对人的问题作了科学解答,揭示了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实现了人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形态,对当下我国人学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产生缘由、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新时代保障和实现人民健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观点,是对新时代全面建设健康中国新征程的实践慎思。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建设健康中国为战略目标,以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为根本原则,以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科学道路,以加强科技创新为关键举措,以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为科学方法。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构建起进行伟大斗争的健康基石,赋予了建设伟大工程的健康使命,激活了推进伟大事业的健康基因,夯实了实现伟大梦想的健康基础。贯彻落实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对于新时代统揽“四个伟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青少年科普期刊的中小学课后科普服务研究

中小学课后服务,不仅为青少年科普期刊发展科普服务提供了时间与空间,而且为期刊指引了发展的新方向:补充和完善学校科学教育,促进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提高。青少年科普期刊的课后科普服务,是以科学启蒙为己任的新科普,即超越知识目标、知能中心、课堂学习、知识接受,以生为本、关注科学观念和精神,提倡学生探究、走向社会实践的科学教育。它不仅内容发生了变化,既有科学知识的扩容,也有科学态度、精神、价值观的补充,而且课后服务的方式也发生转换,形成以学生、活动、课外为中心的科普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