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推出,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渐进,它是判例制度最终在中国建立的阶段性步骤.现行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定位不明,缺乏强制力,选编及适用等配套制度不够健全,对司法实践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该制度的完善,必须明确案例作为司法解释原始形式这一法律属性的定位,统一选编主体、规范选编标准、完善编纂体例.在案例适用问题上,应建立当事人提出与上级检察院监督、社会监督等多元化主体机制以及检察官对区别技术的掌握等系列配套制度.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完善——基于最新司法解释的启示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环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完善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进一步进行细则规制,进一步降低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进一步解决＂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的问题。以上述目标为完善思路,分别从完善细则和程序性规制、案件流转制度和执法部门监管渎职立法;扩大＂行为犯＂的适用范围;增设＂危险犯＂情形;增加刑罚辅助措施;明确罚金刑的标准和单位犯罪的认定等方面给出了完善建议,为刑法更好地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打击“地沟油”犯罪的司法困境与立法对策

解释了"地沟油"及其犯罪的概念界定及其利害两面,从低成本高利润、检测鉴定标准缺乏、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法律责任难落实、餐厨垃圾回收机制缺失等方面分析了"地沟油"泛滥的深层原因,并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了打击制售"地沟油"行为的法律瓶颈与司法困境,最后从完善刑事立法、统一鉴定标准、加强宣传力度、强化监督管理、建立长效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论中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善——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专家辅助人，作为诉讼角色能够帮助法庭就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在保证庭审实质性的同时促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运行规则的缺失是导致这一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专家意见的证据属性等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俄罗斯、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专家辅助人相关制度已经有效运行了几十年。在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相关规定——确定专家辅助人的辩护人诉讼地位，明确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例如鉴定情况通知权、鉴定内容建议权和阅卷权等，这样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更加有效运行。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国毒品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为场域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境毒品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需要针对此区际毒品犯罪特点,完善内地和港澳地区联手打击毒品犯罪机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制定适宜三地刑事司法协作的统一刑事政策,进而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实现效益对接;在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平衡打击毒品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关系;突出警务合作,完善两地警方司法协作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新刑事诉法中的确立无疑将有助于推动鉴定人出庭作证效果的实现,确保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法官对鉴定意见的正确认定.在此之前,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也为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效参考.但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规定,无论是新刑诉法还是司法运作中依然存在缺陷,包括专家辅助人资格不明确、诉讼地位不确定、权利义务和出庭程序欠缺等.这些都亟需通过立法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确保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证据违规行为的犯罪化

证据违规行为源于证据在诉讼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诉讼利益。证据违规行为妨害司法公正。侵害国家司法权，增加司法成本，损害公民的法律信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应该实行犯罪化。现行刑法对证据违规行为进行实行犯罪化，起到了一定的预防和遏制证据犯罪的作用，但是，尚存在某些观念上和技术上的缺陷，应予完善，以打击证据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匡正证据意识，促进诉讼文明，培育法律信仰。     

完善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犯罪现象日益纷繁复杂,刑事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我国目前的刑事鉴定制度,已不能适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如何从鉴定体制、鉴定人管理、鉴定程序启动、鉴定程序终结、鉴定期间、鉴定结论的采信等方面完善我国刑事鉴定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要课题。     

论“恶意补足年龄”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趋势,这对我国的法律实践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适当引进“恶意补足年龄”,弥补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与保护功能的统一协调,是“恶意补足年龄”补充适应的理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应当从明确“恶意补足年龄”在刑法中的地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确立专业的社会辅助机构、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等方面着手.     

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及其认定

2016年两高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一直存在争议的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提供指导。然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却引发新的适用争议,其缘由既有司法解释准立法化的原因,也有立法规范不明确的原因。为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应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重新理解环境立法与司法解释之关系,确定环境法益具体危险的入罪标准,并在司法认定中正确把握入罪中的具体危险和因果关系等要素,同时也应在制度上减少“规定” “解释”等准立法形式的司法解释,引入污染环境案例指导制度和相关专家制度,真正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     

在刑事审判中对犯罪人进行心理鉴定的思考

犯罪人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犯罪心理,是刑事审判中刑罚裁量时可考虑的酌定情节。对酌定情节的分析和认定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而酌定情节涵盖内容尺度的把握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心理态度)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作为法官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以提高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环境司法功能抽绎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为司法专门化理念、衡平性司法理念、预防性司法理念、判决优先理念等环境司法理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制度设计来看,《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的大量管制性条款为环境司法的运行提供了准据法依据,其中诸多条款构成了环境司法的特有制度支持系统和环境司法运行的合理期待。从环境法治效果角度考量,建立超越《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联动机制将是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刑事司法中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在刑事司法中适用环境修复责任契合“运用司法手段修复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具有“惩罚犯罪和修复损害”的双重责任功能,顺应“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功能融合”的发展趋势,是符合法律责任规律的制度安排。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环境修复责任得到多元化适用,但也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存在“责任性质认知困惑、责任方式适用混乱、超越司法职权边界、滋生裁量失控风险”等问题。就适用方式而言,提倡将环境修复作为量刑情节、非刑罚处罚措施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方式予以适用,并通过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等司法制度,为环境修复责任提供多元适用途径。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审视与规制

《民法典》第1232条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民法适当承担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功能的体现，亦是对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构想的法治回应。惩罚性赔偿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意在惩罚和遏制严重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侵权领域引入该制度，可通过适当的利益倾斜，激发环境污染、生态破环案件中被侵权人的维权积极性，形成对环境危害行为的威慑，并成为生态环境危害行为公法规制手段之补充，表明我国在立法层面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但应当注意，结合我国此前惩罚性赔偿制度运行实效，以及该制度之固有属性而言，其在环境侵权领域之创设亦可能引发滥诉风险提升，对生产活动形成过分阻遏，以及同质性责任叠加等潜在负面效果。由此，应当对法条文本进行解读，厘清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之规范要素，将该条文中的"法律"做狭义理解，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被侵权人"的具体意涵。同时，为防止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负面效应，应当对该法条之司法适用予以适当规制。具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在相关实施细则中对惩罚性赔偿金数额采用"固定金额+弹性金额"的立法模式，并结合既有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之典型案例，尽量使个案中利益衡量标准趋于统一；将针对同一行为所设置的看似相对独立却在内核上具有同质性的责任进行整合，避免该制度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叠加适用而导致环境危害行为人之法律责任过重，违背"罚当其过"的秩序原理；在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方面，司法机关须注意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并比照公法责任之"有利溯及"等原则，遵循"法律规则优先于法律原则"等理念，准确认定该责任适用之时间范围。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重构--以近年来我国三起水污染事故为例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惩治环境犯罪。现有环境犯罪立法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立法体系不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界定模糊、刑事责任实现不足等问题。环境犯罪立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惩治犯罪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以重构出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环境犯罪刑事责任。     

司法腐败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司法腐败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危害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影响法律的威严性和公信力。腐败主体特殊,负面影响大,知法犯法,手段多样,隐蔽性强,性质严重,危害面广。传统思想文化及旧观念的影响、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预、司法主体缺乏法治信仰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缺陷等是催生司法腐败的原因。提出树立新的法制观念,强化人的权利意识;加大教育力度,筑牢反腐思想防线;理顺人、财、物关系,完善司法独立;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形成强有力的司法监督体系;财产、政务公开,预防司法人员违法犯罪;加大惩处力度,严明政纪国法等治理司法腐败的措施。     

权利贫困视角下农民群体维权困境及出路——基于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严重损害农民的群体利益。然而,农民群体维权行动却经常陷入困境：在权利制度供给不足和公力救济渠道不畅的情况,农民往往选择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手段,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维权又常陷入政府刚性维稳困局,最终形成维权与维稳相互掣肘、私权与公权相互抗衡的局面。解决农民群体维权之困的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环境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提高公力救济效能;变非法维权为依法维权,避免权利滥用;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防止权力恣肆。     

“海外中国”走出去战略模式研究——以江苏为例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新平台。以江苏为切入点，探析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现状与战略模式。在梳理江苏企业对外投资总量、国别、行业、方式、投资主体、支持性措施等方面的基础上，认为江苏企业国际化程度尚低，通过考察江苏企业国际化的５ 种模式，提出江苏企业国际化“海外江苏”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