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诗玛》语词程式研究

将撒尼(彝族支系)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置于诗学理论的背景下,以长诗的一些特定词句为样例,借鉴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方法、叙事学的理论进行诗学分析,可以探究《阿诗玛》民间叙事诗的口头传承特征。     

论彝族民间长诗

彝族民间长诗是彝族人民口头创作流传的现实性强的长篇散文故事 ,有着鲜明的区域性特点。本文对《阿嫫妮惹》、《阿诗玛》、《珠尼阿依》三部长诗的主题思想、艺术构思、人物性格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 ,揭示它们如何艺术地体现了彝族人民的文学创作智慧和彝族人民的民族精神     

彝族民间长诗叙事中的“主题程式”研究

"口头程式理论"是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该理论对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具有普泛的适应性。彝族有着悠久的口头叙事传统,在彝族民间,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极为丰富。彝族民间口头叙事文学集中体现了彝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经过无数民间艺人长期锤炼而形成的反映彝民族的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是彝民族诗性智慧和才艺的结晶。彝族民间叙事长诗有的以抒情为主,以叙事为辅,如《我的幺表妹》《妈妈的女儿》等;有的则以叙事为主,以抒情为辅,如《阿诗玛》《甘莫阿妞》等。这些至今存活在彝族民间的口头叙事文本承载着古老的文化信息,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分析这些活形态的口头文本,我们发现彝族民间口头叙事不仅情节生动,语言优美动人,还蕴藉着丰富的程式。这些程式是经过无数民间口头诗人的千锤百炼后在传统中形成的历经若干世纪之久的古老的传统遗产,它是具有固定涵义的现成表达模式。     

彝族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的“语词程式”研究

在彝族民间文学中,活态的口头叙述极为丰富。彝族民间口头叙事文学集中体现了彝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经过无数民间艺人长期锤炼而形成的彝民族的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是彝民族诗性智慧和才艺的结晶。彝族民间叙事长诗有的以叙事为主,以抒情为辅,如《甘莫阿妞》《阿诗玛》等;有的则以抒情为主,以叙事为辅,如《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妹》等。这些至今存活在彝族民间的口头叙事文本承载着古老的文化信息,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分析这些活态的口头文本,我们发现彝族民间口头叙事不仅情节生动,语言优美动人,还蕴藉着丰富的相对稳定的程式化形式,具有固定涵义的现成表达模式。这些程式是经过无数民间口头诗人的千锤百炼后在传统中形成的,是历经若干世纪之久的古老的传统遗产。     

《阿嫫妮惹》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彝族古典民间抒情叙事长诗《阿嫫妮惹》是民间口承口传的文本,它不仅是平面传播的文本,而且是立体运行的文化。在口头叙事的行为方式里,渗透着民众的心理,因而获得了世代传承的生命力。     

《娥并与桑洛》和《阿诗玛》篇法比较

《娥并与桑洛》和《阿诗玛》分别是傣族和彝族代表性的民间叙事长诗。二者在篇法上呈现迥异的审美风格倾向,前者优美,后者凝重。它们的篇法不只是与逻辑和认知相联系的话语规则,本身就是隐喻和象征,是对各自民族文化性格的生动写照。借助叙事学分析,更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点。     

《米拉尕黑》的口头程式艺术

《米拉尕黑》是融极强的艺术性和典型的叙事性于一体的东乡族叙事长诗。自产生以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数代人的传演,明显地体现了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为此,本文以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依据,就《米拉尕黑》的口头程式艺术进行分析研究。     

论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悲剧意蕴

《阿诗玛》是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之一,这部叙事长诗通过描写父系婚姻伦理法则与没落的母系婚姻伦理法则的冲突下悲剧主人公阿诗玛与阿黑的悲剧命运,展现了阿诗玛这样一个不断与命运抗争却最终以悲剧告终的人物形象。本文将从社会历史原因、阿黑与阿诗玛的关系等方面揭开这部诗歌真实的悲剧意蕴之美。     

论《红白杜鹃花》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彝文《红白杜鹃花》是流传在云贵彝族地区的一部爱情叙事长诗。长诗真实地反映了彝族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幸福同封建传统婚姻制度的斗争精神。作品爱憎分明 ,悲壮深沉。语言朴实、自然、简洁。在艺术上采用多种表现手法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试论傣族叙事长诗《线秀》的艺术风貌

傣族三大悲剧叙事长诗之一的《线秀》运用了大量傣族民族化的意象表现傣族生活场景,似水的民族性格也在诗歌叙事风格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些艺术合力建构了该民间叙事长诗不朽的艺术魅力。其高超艺术价值的生成与傣族地区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以及民间信仰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虎族”与“鹰之子” ——彝族的两种身份表述

彝族作为多民族群体的成员之一,其身份表述问题同样关涉着中国多民族文学族群身份问题的研究。从《梅葛》《勒俄特 依》等彝族史诗出发,结合当代彝族文学作品及音乐作品等,对照解析了“虎族”与“鹰之子”两种不同的表述类型,由此对彝族 自身的身份表述做一个整体的观照。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二者有很多共同点,如多来源于民间歌谣,作者都来自社会各阶层,都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反映内容的宽广程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受影响的时代背景以及句式诸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婚恋诗的源流和发展。     

从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看古代彝族婚俗

《阿诗玛》是云南省撒尼人民口头流传下来的一部叙事长诗，在长期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版本。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专门有人收集了这些不同的版本，经过整理后写成定本。从1960年出的定本当中，虽然渗入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本文认为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发现彝族婚俗中的基本形式：自由婚恋与抢婚制度并存的婚姻礼俗。     

凉山“一村一幼”实施中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村一幼”是在彝区特殊背景下提出的一种解决彝区乡村儿童学前教育入园难,并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 贫难题的有效措施之一。介绍了凉山“一村一幼”开展的具体情况,2015—2016年底共开办了3 060个幼教点,提高了全州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但在“一村一幼”实施过程中存在幼儿家长观念落后,幼教点建设时间短、任务急、质量不高、建设经费短缺、归 属权不明,幼教点师资匮乏、缺乏专业性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加强学前教育重要性的宣讲活动,完善幼教点基础设施 设备,优化教学环境,重视师资培训等对策和建议。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乐府叙事诗产生自民间,更强调情节性、虚构性和娱乐化的方面。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罗”论 ——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

“罗罗”原意龙虎,是一个美好的语汇。彝族族源是多元的,元代设立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族源另一元的成立。元 代开始,罗罗成为彝族先民的概称。用大量文献史料,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的追溯中,论述了彝族族源的形成与发展 的过程,提出了彝族族源的多元论以及罗罗为彝族先民的改称,并分析了“罗罗”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