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随着我国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农村法制化建设中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执法不严、司法监督力度有限等现象也逐渐凸显出来。农村法治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针对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应全面贯彻法治原则,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农村法律制度并整顿司法秩序,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山东省S县刘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动员”机制,其特征是通过党组织建设、组织嵌入与组织动员三阶段实现基层自治。首先,基层党组织通过成员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焕发组织活力;其次,基层党组织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最后,通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嵌入之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达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实践,以取得良好的基层治理成效。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试论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农村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扩大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并把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新农村的重点工作。鉴于此,本文旨在对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农村法治主体,农民法治意识落后,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健全农村法治机制,加强司法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现象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作出法律思考。     

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关系。然而,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现象,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模式成为了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的重点。在新的关系模式下,在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范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当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构建文明、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以沈阳市7个社区为例

以沈阳市7个社区自治为例,剖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梗阻表现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成分复杂,自治合力难以形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作用不均衡;自治组织的发育不健全;各社区间居民自治水平差距较大;社区自治资金分配"马太效应"严重。政府行政性事务施加过度、党员地区分布不均衡、自治组织管理不规范、自治领导者能力参差不齐、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等导致了社区自治梗阻。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培育群众骨干,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制定社区自治资金分配整体规划等角度提出了消解城市社区自治梗阻的措施。     

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关系。然而，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现象，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模式成为了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的重点。在新的关系模式下，在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范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当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构建文明、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性优化

村党组织的领导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应对农村领导力不足、村“两委”职责行使不协调等乡村治理难题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应当坚持遵循国家法律制度，依照法定程序，不能简单以行政命令方式妨碍村民自治。在“一肩挑”下，并不意味着村党组织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在职责方面的简单混同，在乡村治理具体事务中也应当明晰界限。针对“一肩挑”之下二者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应当区分违纪和违法，给予相应的惩处，发挥法治保障功能，维护法治权威。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论社会和谐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斗堡垒,是实现辖区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治核心,是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该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该地区和谐稳定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加强思想建设、抓好作风建设、创新组织建设、强化能力建设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难题的有效路径。     

普惠视域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法制保障的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发展较为落后,阻碍了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以法律制度保障差别性支持民族地区金融的发展。现行法律政策等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支持力度较弱,应从普惠金融法的价值如“安全、效率、普惠、共享”等以及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入手,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创新、完善民族自治地方金融法制,促进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基层法治文化建设路径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研究指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应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立人才队伍,打造法治文化精品,培育地方特色;大力发展基层民主;促进党政机关依法行使公权力。并对淮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及对策进行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的素质高低和工作绩效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基层政权的稳定。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绩效考核机制的对策。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