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

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综合性考察。这些文献表明,中国民族主义是90年代之前国外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之一。其中心观点是,中国在近代之前的认同核心是华夏文化,并无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主义观念。面对近代以来的失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了民族主义观念,用以作为抵抗外侮、建设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是对"冲击—回应"范式下的一种经验支持,民族主义的近代起源说及其历史作用因而成为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     

梁启超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公民意识

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念 ,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梁启超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 ,但从近代中国社会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意识的缺失正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症结所在。梁启超主张通过政治变革和文化改造 ,培养一代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新国民 ,引领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序列。     

论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

本文探讨伊克巴尔民族思想的发展和构成:他对印度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的理论阐述;他通过揭示民族主义与西方历史及基督教的关系批评印度穆斯林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他的民族思想中的宗教、政治意味;他的民族思想对巴基斯坦国家理论的影响。这些探讨都是在对伊克巴尔本人作品的细致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严复逻辑观的语用分析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自觉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方法、在中国确立逻辑观念的第一人.他的逻辑观是近代西方逻辑方法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相契合的产物,集中反映在<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著中.严复逻辑思想凸显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自觉反思、自我批判以及主动创新意识,表现出借原著译介开启民智、以案语独白言说意愿、用逻辑话语融通中西等托译言志的语用特征.其价值指向是为思维变革提供有效方法、为文化革新寻求基本方略、为促进哲学变革锻造有力工具、为强国富民导入科学精神.严复将西方逻辑方法带入国人视野,并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境遇相关照,这对当下中国逻辑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启示.     

科学技术与中国近代产业革命

在近代中国，由于从西方大量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实际中广泛运用，因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产业革命。这一革命大致经历了洋务企业引进和试用大机器、民营工业的发轫及中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变动与产业革命进一步发展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同时，在一部分先进的实业家身上也萌发了近代产业革命精神。然而，由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深重，近代科技并未转化成广大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和精神，科技理性意识还相当薄弱，因而，中国近代产业革命终未能顺利完成，甚至遭受重大挫折。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为西方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求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国国家观也因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以及国家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晚清政府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及其国际化努力——以参与国际公约为视角

参与国际公约是晚清政府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近代中国国际化发展之基本环节。在此历程中,晚清政府逐渐改变孤立封闭和妄自尊大的传统民族主义意识,转而强调与世界的联系和接轨。同时也要求防范和抵制外国侵略,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及平等。另外,还积极考量本土发展状况,以免因盲目国际化而损害民族国家利益。这些诉求构成晚清政府民族主义意识之主要方面,兼具了近代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双重内涵。它既是顺应国际化趋势的产物,同时也在尽力避免国际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从而表现出了相对开放和理性的特点。而如何使民族主义和国际化保持恰当平衡至今仍是颇有意义的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百年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悲惨与民族独立历史序幕,标志中国半殖民地时代来临,反映基督教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进入政治、军事、法制和制度化的层面。本文首次从福利社会史角度,运用历史档案资料、文献回顾、内容分析与历史比较等方法,从社会福利、社会需要、社会现代化、国际关系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冲突理论等理论视角,首次全面、系统、客观和历史地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百年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本文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百多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1840-1894年,1895-1911年,1912-1927年,1928-1937年,1938-1949年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结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结构特点与时代特征,为深入历史分析搭建宏大和长期历史舞台背景。在此背景下,全面系统梳理西方文化对法律学科、法制精神、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传播扩散,尤其是简要总结、历史概括基督教在百多年间对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和历史地总结近代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发展规律,尤其是探讨、总结近代中国百多年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服务互动中蕴含普遍客观规律。最后对近代中国百多年社会政策、社会立法历史影响的历史评价和理论反思。     

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学理背景分析

杜赞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首先他的研究体现了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全球化交相辉映的现实关怀;其次,他的研究受到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再次,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为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杜赞奇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关注的体现和成果的继承,他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反思浪潮的体现和结晶。     

中国近代的主体意识学说

中国近代的主体意识学说是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主体意识学说 ,并与之交融、碰撞的产物。主体意识学说构架有三个组成部分 ,即利益观、权利观、平等观。主体意识学说顺应近代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迟滞、缓慢 ,使主体意识学说向纵深的发展不够 ,同时 ,该学说还存在一些封建糟粕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民族主义分析

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仍然是个炙手可热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辩证分析,为我们今日全面理解民族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宝贵启示。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对不同的民族主义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并深刻把握其双刃剑的特质。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客观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如何有效地调适民族主义的时代内蕴,构建健康、理性的民族主义,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新内涵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时代课题。     

战后初期竹内好的民族主义论

竹内好通过对鲁迅、孙中山、毛泽东等思想资源的发掘,从诠释"抵抗"精神的内涵出发,将民族经由"抵抗"这一行为获得主体性视为战后日本民族主义重建的第一要务。他虽然认同近代性与普世性,但民族主义的方向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下来。在"抵抗"优先的亚洲民族主义火把的照耀下,竹内好进一步洞察出日本文化无主体性的病理,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将抵抗加以前置的意志。因此,强调民族主义的行动性同时却忽视方向性这一思想盲点的出现正是竹内好自身独特的思考方式的必然结果。     

试析中国近代人格观的演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思想家之人格观的转变与近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经历了钢常名教为体、以中化西和确立自主平等人格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一转变与西方思想的引进和中西思想的融汇有着很大的关系，它既使中国人民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又使古老的中国思想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出现了某种适应近代化发展方向的转机和再生，并由此影响到中国近代改革的面貌。然而不同阶段的变换并不完全是由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新阶级因素的壮大所推动，而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入侵所造成的亡国危险的回应。因而中国近代人格观的演变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急就章的痕迹，往往都带有过分强烈的感情色彩，而能以充分的理性来全面分析中西思想，从而影响了对改革的指导深度。研究中国近代人格现的演变，不但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近代改革成败得失的原因，也有助于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比较分析中西思想之特点，并在实现两者最优组合的基础上，创立一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型人格。     

文学流播的时空统一性阐释

本文以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为例,结合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在东方的传播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论述了文学在不同国度与民族发展与传播中时空统一性的理论问题。其要点是:(1)论述了鲁迅在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他对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主张;(2)对文学研究思维方法由古代到近代演化的宏观考察和鲁迅以日本文学为桥梁横向移植西方文学有益经验的一些观点;(3)探讨了文学流播中时空统一性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层次的区别。只有科学地揭示和阐发其“内在”依据,文学“外在”关系中的时空统一性才能建立在完全真实、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上。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实可溯自梁氏开启的复兴与再造中国文化的未竟之业     

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

近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起因于美国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在起作用 ;另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我们应注意克服中国帝国体系遗产带来的等级意识 ,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构筑两国独自的双边关系。     

康德哲学中“自身意识”的双重性质与功能

关于自身意识的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在近代经笛卡尔的方法加工而得以突显；而后自康德哲学始方以理论的形态面对世人。这个思想和理论至今仍然影响并规定着当代的主体哲学发展。本文着重分析康德哲学中自身意识概念的双重含义纯粹的自身意识和经验的自身意识。这个分析表明，经验自身意识的提出是西方近代哲学克服经验主义阶段的一个标志，而他关于纯粹自身意识的观点则显然在理论的层面上失足于反思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