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问题

犯罪中止是行为人主动放弃犯罪行为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其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主客观相结合的刑法观,其刑事责任的政策依据是预防犯罪的金桥理论,其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在于犯罪中止符合犯罪构成的四个条件。处罚中止犯的原则有：1．以中止犯非罪为前提而免除刑事责任;2．以减轻刑事责任为主,以免除刑事责任为辅;3．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     

危险犯的犯罪中止问题探讨

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成立犯罪中止,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给了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对犯罪未遂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未遂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若干问题存在争论,例如犯罪未遂同犯罪预备、犯罪既遂和犯罪中止怎样区别,间接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及其立法完善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规定我国《刑法》没有针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专门规定,司法实务中主要以《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和犯罪中止的条款为依据,结合刑法学理论研究进行法律适用。我国《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该法第26—29条分别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等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4条具体规定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故意犯罪阶段形态之比较研究

对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推动两地之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于故意犯罪阶段形态的理论及其相关规定方面, 两地刑法主要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之概念及其处罚以及犯罪中止的表现形式等三方面存在差异。在上述几个方面,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是各有千秋, 各有优劣, 实有相互取长补短之必要。     

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及其具体认定

关于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及其具体认定,我国刑法学界争论不休,这也给司法实务带来很大影响.这些理论争议通常脱离了中国立法与司法相冲突的实际,陷入误区.建议在分则增设相关条文予以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虽然造成了法定危险状态而成立危险犯的既遂,但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实害结果发生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处罚.增设条文之前,应尊重法律拟制,并立足中国刑法解决危险犯犯罪形态的具体认定问题.     

中止犯的有效性条件新论

中止犯分为积极中止与消极中止两种类型,只有成立积极中止才需要有效性条件。有效性是指行为人在认识到犯罪结果有可能发生时而采取的旨在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积极措施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其他介入因素是否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应成为否定有效性的理由。有效性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应当以自动性取代有效性,使两类中止犯的成立条件相同。在进行自动性的判断时,积极中止的自动性需要通过采取旨在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积极措施来表明,其是否有效不影响中止犯的认定。     

简议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的成立必须具备自动性、时间性和有效性等三个条件 ;刑法对中止犯规定了比预备犯、未遂犯更轻的刑事责任 ,这是从实际出发而且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     

论过失犯罪的两个阶段

我国刑法对故意犯罪的阶段性是有着明确划分的,即犯罪的预备、未遂,既遂和中止,这几个阶段既互相有密切联系,又各自在刑法中有其独立的意义。刑法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我们正确地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过失犯罪有没有阶段性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未遂犯中的特例:不能未遂与中止未遂竞合问题研究

不能未遂是行为人想通过本来不包含完成犯罪的危险行为以实现犯罪的情形.中止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根据"自己的意思"而中止的场合.不能未遂与中止未遂都属于广义的未遂犯范畴,在时间、结果等方面存在着竞合的可能性,二者的竞合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从应然层面看,应该将其定性为中止犯,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准中止犯符合中国的法治环境,与中国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一致,在世界范围的准中止犯立法化的趋势下,引入准中止犯的概念是必要且可行之举.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论犯罪客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化

犯罪客体是刑法中最敏感的细胞,把握犯罪客体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变化,对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就犯罪客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化,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一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     

共犯脱离理论的评判与提倡

我国《刑法》依据犯罪停止的时刻将犯罪划分为预备、未遂、中止、既遂四种形态。共同犯罪中部分正犯停止犯罪的情形,用四种形态无法完整涵盖。共同犯罪中部分正犯停止犯罪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在主客观方面主动切断与共同犯罪的关联性,且需要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部分正犯在实行阶段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犯罪的,应认定为犯罪既遂;部分正犯在着手之前因意志以外原因停止犯罪的或者在既遂之前主客观方面积极主动切断与共同犯罪的关联但未成功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不宜认定为犯罪既遂,应认定为在规范层面切断因果关系的共犯脱离。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之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是其刑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认识犯罪规律、规划犯罪对策，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罪犯，建立科学的刑事法学理论，均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不但分析了旧中国的犯罪原因，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犯罪原因，还分析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犯罪原因，对我们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犯罪原因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有重要指导价值。     

理性看待刑法——以刑法与犯罪的关系为视角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刑法受犯罪复杂性、司法资源有限性和自身谦抑性等因素的制约,对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是有限的。因而必须理性地评价犯罪与刑法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     

阶级斗争理论和刑法建设

我国的刑法是社会主义的刑法。它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用来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强大武器。我国刑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充分体现在它的指导思想方面。刑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信用卡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五)》,对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并且补充了数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模式,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信用卡犯罪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全国人大的这一最新立法仍存在不完善之处。文章针对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问题、盗窃并使用信用卡问题、网络信用卡犯罪问题、单位信用卡犯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腐败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某些问题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应对《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主体、死刑及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对制定刑法修正案的几点建议

1999年 1 0月 2 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针对 1 997年刑法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昂然作了《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是新时期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需要。根据这一说明 ,将要在《刑法修正案》中 ,对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就弥补了现行刑法中的一个空白。同时 ,对刑法中有关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滥用职权方面的犯罪也将扩大规定。这一规定 ,增加了犯罪的种类 ,也就意味着增加了惩罚犯罪的范围。将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