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论唐代科举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之关系

唐代举子科考应试,以及考前的纳卷、行卷等,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诗文总集模仿借鉴。同时,举子活动促进了送别、唱和集的编纂。因此,唐人编撰诗文总集对唐举子应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科举考试的发展又丰富了诗文总集遴选内容、编选标准以及编集体例;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科考环境影响下,与之相关的一些诗文总集价值不高。     

论苏轼惠州诗文之变及其意义

苏轼一生经历了数次贬谪,其诗文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岭海惠州之贬,其诗文经历了由逐客悲歌之凄婉到以谪为游之旷达的情感之变、由书剑报国到摹水写山及和陶酬友的题材之变。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唐宋诗派

诗文派别亦至不一诗之派别又多于文自汉魏六朝唐宋有朝代之派别由朝代而又有作家之派别泛言之为搦管者所共知乃若辗转相沿相习之故由来者渐而悟入之消息则亦视乎其学之浅深若何其领受自若何也三百篇后以五言为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船山诗文赏析（一）

自题墓石：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含恤以永世。出处：《王船山诗文集·姜斋文集补遗》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又《王船山先生墨宝四种》,康和声辑印1942年。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面缚”新证

“面缚”在先秦文献中经常出现，它往往和其它礼节一起构成投降礼仪。“面缚”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甚至成为投降的代名词。历来的学者对“面缚”的形式提出了很多的解释，但矛盾的地方仍然很多。笔者结合文献、考古、古文字方面的材料，提出：“面缚”来自于古代捆绑战俘的习俗；它的形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是缚手于前、缚手于后、捆绑颈项以及颈手俱缚中的任一种。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子语类》的研究——兼与胡适《〈朱子语类〉的历史》比较

作为历史学家,白寿彝早在1930年就开始朱子学的研究,并对《朱子语类》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对于《朱子语类》形成过程的研究及其创新,并不比后来影响很大的胡适所撰《〈朱子语类〉的历史》逊色;他对于《朱子语类》不足之处的分析以及对其所做的整体改编,还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无疑能给与今天的《朱子语类》研究很多启发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历史进步的矛盾性

从近代的启蒙运动开始,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得以逐步确立。然而,从卢梭开始,许多思想家并不再简单的宣扬历史进步,而是对历史进步的矛盾性和对抗性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马克思在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其规律时,准确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进步的矛盾性及其对抗性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和文明化的限制与界限,从而实现了对抽象的历史进步观的革命性变更。     

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背景分析

厘清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的历史背景 ,是正确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活动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活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的 ,既有内部因素的能动 ,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客观上存在着必然性 ,在主观上则存在着积极的动因     

宪法政党条款的分析比较

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规制政党的活动,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涉及政党问题的条款。这些条款从其性质来说可分专门的政党条款和非专门的政党条款,前者是为规制政党而创设,它构成各国政党活动的根本准则。宪法中的政党条款既有许多共性的内容,也有一些独具国别特色的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政党条款存在明显的差别。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