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香园里的女性芬芳——王安忆《天香》的女性书写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书写明朝晚期上海申府天香园的故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天香园中女性人物的描绘。她们个性鲜明，多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书画才情。在几代女性的手中，共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刺绣艺术——天香园绣，其中饱含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并融入了诗画内涵。在男权社会背景下，这些女性结成坚固的女性同盟，抵御人生困境。她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和独立意识，力求摆脱传统社会女性的依附性，以刺绣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并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在刺绣艺术从闺阁走向民间的过程中，天香园的女性绽放耀眼的生命之光。     

穿越剧中的“灰姑娘”情结

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体的穿越剧多采用灰姑娘的叙事模式。以“穿越”为契机,穿越版的灰姑娘形象揭示了现代女性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深层心理诉求。“多马王子”现象则反映了现代女性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情感需求,而她们对待情敌和敌人的态度更是女性独立、自信的体现。在女性视角下,灰姑娘们张扬个性、表达自我,在消费文化的大潮中成为女性观众的偶像。     

《荆棘鸟》中女性情感悲剧的启示

本文简析了《荆棘鸟》中一家三代女性代表人物的情感历程,揭示了她们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与结局:女性建立在理想与梦幻基础上对幸福与爱情的渴望,与男性对权力、地位、金钱、名誉的追求之间的冲突,其结局必然是理想破灭,女性经历巨大的情感创痛。与命运抗争使《荆棘鸟》中的女性显得与众不同,她们的情感体验虽然多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一种悲壮的美。     

民间信仰的社会凝聚机制:性别角度的初步探讨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中国民间传统的女神崇拜之所以具有社会凝聚功能,首先在于崇拜对象本身的博爱形象的魅力。在形象上,女神都姿容温婉、慈眉善目、神态安祥,富有女性柔美的气质,令信众产生亲切感。这对于广大下层民众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其次在于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影响。女性崇拜与中国女性在现实中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密切对应,正是其获得认同、维系人心的坚实基础。最后是制度的规制和引导。传统国家努力使民间的女神信仰体制化,希望它们发挥社会凝聚功能,但传统国家对民间信仰的规制,却完全以男性社会的伦理道德为准,忽视了女性信仰主体在其中的地位。     

女性主义视域下唐传奇女性形象再考察

女性人格独立和两性和谐,一直是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唐代以“包容乃大”的时代精神,孕育出了散发着独特光彩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还是市井生活中的女性,她们大胆追求自由爱情;敢于对强权制度反抗和追求平等的声音;肯定、施展自身的才能,都展现出女性独立人格觉醒的意味。并且,在男女两性肉体和精神的触碰、交流中,展现了融洽、和谐的两性关系。从而以超时空的姿态契合了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我们在肯定唐传奇中女性人格独立、两性关系和谐的同时,也要看到,受时代和女性自身认知水平的制约,她们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追求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和谐,尚未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情感错位和欲望诱惑：直面女性犯罪

在我国，近几年来，女性违法犯罪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记录她们罪错的字里行间，我们不仅看到了她们违法犯罪的事实，更窥见到她们的人性、母性等善良的天性与那些邪恶力量的拚搏与挣扎；既看到了女性长期受压抑后疯狂的报复，更看到了她们灵魂深处的痛苦。她们的罪行当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导致她们一步步走上违法和犯罪的道路的。 一、情感错位与女性犯罪 女性的情感世界较之男性往往要丰富得多，这种情感大多体现在母爱、情爱和性爱当中。然而也正因其感情的丰富而又多善于幻想，所以就往往容易造成在情感问题上…     

身份、情感与两性关系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美女性话剧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的女性剧作家大多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进行创作,她们以女性问题为载体,以家庭作为剧本的基本框架,聚焦现代女性的生活,表达女性的欲望和诉求。中美女性话剧中所表现的女性问题,折射了当今社会在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当代女性正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在事业和家庭、伦理与情感矛盾冲突时的痛苦和选择。     

女性形象：新都市文学中的一道斑驳风景

女性形象是新都市文学构成的因素。新都市文学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系列新都市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的风采,这些女性形象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自身人格的独立,同时又牺牲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牺牲了爱情,在新都市女性亮丽的背后,藏掖着多少辛酸。她们正影响和创造着新的都市文化和文明,同时也重塑着自己。     

相映成趣的民间文学“双子星座”——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比较分析迟子建与孙惠芬的小说创作

迟子建与孙惠芬是东北文坛上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文章试图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对她们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分析。从对生命历程的考察中,把握她们同中有异的民间立场与情怀。迟子建擅长歌颂民间的善良与慈悲,孙惠芬则从与主流意识的错位中表达对民间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尊重;迟子建主要从生存的困境中发掘出原始生命的坚韧与顽强,孙惠芬从性爱的描写中张扬民间野性力量的刚健与泼辣。     

清代女性“和友诗”论

清代知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生活圈子也相对宽泛,女性之间交往增多,尤其是结社唱和之风的兴盛,使得她们有机会在同性之间建立一种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友谊,使之成为家庭之外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她们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诗词唱和中切磋文学艺术的技艺,共同抵御来自男权社会的精神压抑,从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和审美的享受。     

梦幻的女人，紫色的人生——文今“紫色女人”系列小说中女性心理品读

文今的两部长篇小说《喜欢紫色的女人》和《紫色梦幻》,既能独立成集,又互为姊妹篇,故事铺陈一脉相承,紧紧围绕着肖平、肖娅姊妹的情感纠葛脉络展开,以特定的网络生活为切入点,从女性神经的细微处,探寻网络时代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解析和诠释,歌颂凝重庄严的婚姻圣殿,含蓄委婉地劝诫在情感中处于彷徨和游移的人们,用人性中的阳光和正义向读者敞开了一处鲜花盛开的院落。作者在作品中力求再现网络时代原汁原味的女性心理,还原她们丰富变幻的情感世界,寄托了厚重的人文思想,为文学创作中对特定时代女性心理的探讨提供了借鉴。     

男性世界的边缘人──陈映真小说里的女性形象

陈映真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大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只是构成陈映真小说写作模式或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在陈映真小说中,对立中的男女双方定位不同。男性常常扮演着一种理性的社会角色,女性扮演的则是一种感性的社会角色。她们善良、真诚、忍耐但有依赖性。作者对有独立倾向的女性不怎样喜欢。如此,女性永远受动于男性话语的支配,变成了男性世界的边缘人。     

难以救赎的人生 ——《十八春》女性命运的透视

张爱玲<十八春>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女性命运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或精神上的不独立,使女性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她们由于相似的生存境遇和利益争夺而互不相容;她们追求幸福,但命运却是悲剧性的.这些构成了张爱玲本人女性观的重要内容.     

自觉 抉择 困惑--《方舟》女性形象分析

喜欢张洁小说,是因为她有独特的女性视角,女性写女性让人感到真实鲜活,不像传统文学中有的男性作家揣摩女性心理而作有男权之嫌。而且,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对女性的解放和独立的关注有着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的思考是严肃而深沉的。《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既没有前一代人的自信,也没有后一代人那么悲观,足见其是属于坚强一类。她们是离了婚或形同离婚的独立女性,荆华是理论工作者,梁倩是电影导演,柳泉是外贸部门的翻译,她们是当时凤毛麟角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她们在走出家庭寻求在社会上的立席之地…     

从新时期小说看妇女观念的变化

当我们从谌容的《人列中年》中看到了妇女生活的双重负担,从张洁的《方舟》中看到了女性命运的悲怆,从张抗抗的《北极光》中看到了女性精神觉醒的阵痛,从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看到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从陆星儿的《啊,青鸟》中看到了女性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幸福所作的不懈寻求,从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中看到女性为自己精神的解放和独立所作的义无反顾的斗争,于是,我们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审美愉悦,我们惊喜地从那些细腻善感的女性心理中体味到了一种男性的,对于自我力量的信心和对目标的执拗追求.证明当代的妇女己不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了,她们迫切需要实现女性作为"人"的独立的自我意识,对于男的依附心塑发出了强烈不满.     

自我的崛起:论劳伦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劳伦斯在其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追求自我的独立和完善.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女性的日渐独立和自我崛起,既是英国女权运动的激励,也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客观的时代必然性.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绘,劳伦斯表达了他对时代女性的关注和理解.     

梦醒之后路在哪里?──从“时代女性”系列看曾树生形象

“五四”时代，是一个古典主义崩溃，浪漫主义精神和人权运动新生的时代，它打乱了几千年封建的等级观念、宗法制度和愚昧、保守、落后的传统思想。随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打着五四时代烙印的新型人物，特别是女性方面，如子君、莎菲女士、梅行索、陈白露、静女士等等，成为我国历史上特殊的人物系列——时代女性，她们寻求个性解放．追求恋爱自由，她们正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要“意志自由，人格独立”，但是她们的自我精神意识尚未处于独立状态，所以她们的反抗与追求还没有完全超出封建社会中个人奋斗的范畴。曾…     

性别角色的颠倒与道德越界——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男性化倾向

惊悚小说流行于英国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其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明显的男性化特征。从性别理论上看,它是一种性别角色颠倒现象;从道德伦理上看,它是一种越界行为。这些女性人物的意义在于她们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家中天使"的形象,因而也向传统的男权社会观念、制度提出挑战。她们强悍的性格、大胆的行为、追求独立和争取法律平等的努力,表达了一种现代精神,从而使她们成为现代女性的先驱。     

《红楼梦》女性悲剧的制度文化原因探究

尽管以林黛玉为代表的《红楼梦》中众多女性悲剧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导致她们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却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以及二者派生出的世袭制度、婚姻制度、嫡庶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官僚制度等等。正是这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压抑了她们的情感、摧毁了她们的理想、泯灭了她们的才干,最终戕害了她们年轻的生命。隐藏在这些制度背后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君贵奴贱的政治文化和亲亲尊尊的伦理文化。     

藏族女性作家书写主体的构建

藏族女性作家的书写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她们的汉语书写一方面使文本具有了对话性质的双语互文本；另一方面通过对民族历史和藏族女性的关注,也展示了不亚于藏族男性作家的叙事能力.这种藏族女性的独立意识,建构起了她们作为藏族女性这个边缘群体的书写主体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