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促进女性就业的政府责任

政府的责任就是为促进女性就业进行制度建设,保证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不让多雇女工的企业在经济上多受损失.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搭建企业之间平等竞争的平台之前,将"歧视"女性的责任简单地推向企业是不公平的.政府进行制度建设可以做的工作包括:变企业生育为社会生育保险、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统筹安排、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岗位上增加女性就业的比例.论文还对"女性按比例就业"的提议进行了辨析和质疑.     

城镇女性的生育型职业中断问题探析

女性的职业路径经常会因为生育、抚育子女而被中断,传统性别观念、托幼公共服务短缺导致了照料责任的女性化,生育二孩、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女性职业中断期较长。职业中断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育儿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实现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环境,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生育与就业支持体系。     

公立学校还是非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和个案访谈资料,探讨流动儿童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为88.13%,低于户籍儿童的94.86%和留守儿童的94.71%。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不及后两类儿童的50%。这透视出,制度因素(主要指户籍地点)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性质,即通过户籍儿童优先的政策,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降低其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家庭资本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性质。通常,文化资本多的家庭更会争取让孩子进入教学质量较高的公立学校就读,社会资本多的家庭通过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制度排斥的程度,因此二者可显著提升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受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少及义务教育免费性的影响,兄弟姐妹数量对家庭资源的稀释程度极弱,故其对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资本--就业及职业阶梯上流动的"有力工具"

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它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包括规范、信任的网络等形式.它为社会结构内的行为者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特征是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物品.由于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就会有许多便利条件,特别是在就业及职业阶梯上流动方面成为"有力的工具".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在“社会”上贡献,于“市场”中受损——女性就业悖论及其破解

本文关注女性就业及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认为女性在"市场"中的受损主要来自其在生育养育和家庭细胞建设方面的"社会"贡献.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让女性的就业陷入了一个悖论.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由社会和市场共同向女性提供补偿.     

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来自江西地区53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比较了利用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和利用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建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建设多种形式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积极融入城市,拓展社会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的努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就业性别歧视与保障女性就业

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和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就业的歧视现象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要在现实中有效地消除对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还需要相关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法律制度的完善。推进就业立法,明确政府的职责;消除性别歧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提高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加强执法和监督的力度,维护社会公正。     

家庭决策对女性就业流动的影响逻辑与话语分析——一个典型的个案研究

女性就业流动的选择意愿,受到个体-家庭-社会等社会场域要素的框约,家庭决策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国内外关于家庭决策的宏大叙事,探寻业已建构的理论依据,并通过典型的个案研究和话语分析,全景式呈现家庭决策中协商民主方式的运作,女性主体、夫家家庭、原生家庭等多方权力的博弈,兼顾各方的家庭利益共赢,深入剖析家庭决策对于女性就业流动选择影响的逻辑和路径,以及家庭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性别系统对女性行为选择的互动和隐喻,并就当前女性面临的性别比较弱势和女性就业流动可能引致的多方面后果进行充分的现实估计和未来展望。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

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作用重大。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社会资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该了解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掌握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利用现状;获得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与手段,积极扩充自己的社会资本,争取就业优势。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比较

文章以晋江市216名被征地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角度,研究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性相对较强,但不能促使其职业地位显著提升。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年限越长、非农技能、失地后非农工作时间越长,均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并抑制其向下流动;在社会资本方面,征地后人际关系网络变大、政府或社区的就业帮助,均抑制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但对向上流动影响均不显著。综合来看,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程度强于社会资本。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社会性别理论：女性农民工流动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下,家庭是女性日常生活的核心。但是,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农村女性大量流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更多从户籍制度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理性选择等方面去解释原因。在这个解释路径中,相对缺失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理论——从社区、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具体探问：社会性别机制如何制约和影响女性农民工流动,反之,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又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另外一个解释女性农民流动原因的新路径。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就业效应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更加庞大,速度更快,在给我国就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冲击。我国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流动在我国是受到限制的。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就业总量的变动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等方面。     

从社会资本视角透视城市农民工就业

脱离熟人社会的城市农民工在就业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其社会资本存量明显下降,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且必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全方位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大学生就业问题中社会资本运用的有限性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和分析大学生群体就业问题。但是学界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中社会资本运用的研究,大多倾向于社会资本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具有的积极功能与价值,忽视了其局限性与有限性。应肯定社会资本理论对大学生个体就业积极价值,进一步探讨社会资本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中的有限性与消极影响。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