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信息技术背景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基于业绩预告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业绩预告的视角,研究了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具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且这一关系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采纳和实施是高管信息技术背景影响自愿业绩预告的可能渠道。最后,高管信息技术背景还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及时性和预测精确度,且当信息技术背景高管是企业的CEO时,对自愿业绩预告可能性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丰富相关文献,并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供经验证据。     

管理者从军经历、融资偏好与经营业绩

从军经历管理者如何进行融资决策,给企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了军队背景高管的融资偏好及其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军经历管理者提高了公司的负债和贷款水平,加重了公司的债务成本,降低了现金持有水平,所在公司的经营业绩更差;第二,从军经历管理者对企业融资和经营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第三,在分别使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对高管变更进行考察,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本文的结论基本不变。本文的发现表明,军队背景高管偏好高风险,决策更为激进,具体表现为其所在企业的债务水平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短、现金持有水平更低,最终给企业的经营业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高管政治背景对其离职—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政治背景作为高管的社会资源,会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产生影响。通过对2004-201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1330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了高管政治背景对其离职—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公司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与业绩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考虑政治关联因素的影响后,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地弱化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与业绩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亦即高管的政治背景能够降低其离职—业绩敏感性。     

多业绩指标竞争与事前谈判: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新视角

在中国高管薪酬合约中,多个业绩指标之间怎样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否会使得薪酬合约谈判前置?中国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通常会披露次年的收入目标,利用2001~2012年的数据,我们采用差分模型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是复杂而动态的。复杂性体现在,对于民营企业,利润始终决定着高管薪酬的变化;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收入达标是利润指标使用的"门槛"(条件函数)——收入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高度相关,收入未达标的情况下薪酬与利润的相关性显著降低。动态性体现在高管薪酬可能不仅是事后的结果,国有企业高管更愿意通过事前谈判来减轻收入考核的影响。本文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约结构的理解,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条件效率"特征,并将高管薪酬合约的研究从事后拓展到事前。     

中国中小型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39家中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已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高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发现,以中国沪深两市的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学的相关技术对公司中高管的不同特征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经过对总计139家中小上市企业2006年的业绩和高管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统计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中不同学历的董事长在选择执行高管即总经理职位的人选时,有一定的偏好,高学历的董事长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教育程度相一致的总经理;其次,本研究发现中国中小型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所在企业的财务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长控股与董事长的学历对公司的绩效存在着交互的影响作用。     

控制链长度与公司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研究了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中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长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链较长,高管薪酬水平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薪酬较高能缓解控制链较长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促进关联交易和增加信息扭曲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是控制链长度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渠道;没有证据表明控制链长度会通过降低盈余质量而降低高管薪酬敏感性;控制链长度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在高管持有股份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弱;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水平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强。综合来看,相比寻租观,有效契约观对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本文丰富了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股票期权激励与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操控行为

尽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意愿,但也会引发其在业绩预测披露中的自利行为。由于管理层对业绩预测披露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其股票交易的私有收益。在此背景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测和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的数据,以业绩预测发布前后一个交易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以及业绩预测消息的利好和利空程度,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实证检验自利动机的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是否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来压低行权价格,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坏消息,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好消息;在草案公告前(后)披露业绩预测时,业绩预测的利空(利好)程度越大;管理层获授股票期权的价值占其总薪酬的比重越大,上述业绩预测操控行为的倾向就越明显;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时,更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披露,以降低被处罚的风险。草案公告前(后)30个交易日内有显著的负(正)累计异常收益率,说明投资者未能识别管理层的上述操控行为,管理层通过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成功压低了行权价格;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会有意进行悲观(乐观)的预测偏差,说明管理层确实操控了业绩预测披露,而并非仅根据业绩预测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来择机公告草案。 研究结论对监管层进一步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加强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推出的时间窗口和业绩预测披露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如限制上市公司在业绩预测发布前后30日内推出草案,从而抑制高管利用业绩预测披露操控行权价格的自利行为。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业绩波动、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

  不同的高管通过营造公司文化和制订公司战略等手段对公司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高管变更可以被视为公司的重要事件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时，公司的相关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利润是高管关注的核心指标，为了提高利润，除扩大收入外，提高成本管理能力也是一种可行手段。因此，研究高管变更这一日趋频繁发生的事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以高阶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管理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3项理论成因，从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取10 209个公司-年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变更如何影响成本粘性进行研究。在按照业绩波动程度和高管变更原因将样本进行分组后，利用组间系数比较的方法，深入分析不同业绩波动下和不同高管变更原因下的影响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变更显著加剧成本粘性，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在不同的业绩波动程度下和在不同的高管变更原因下有差异。具体而言，当业绩波动较大时，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大，而非正常原因的高管变更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剧成本粘性。         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管变更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成果，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提高高管变更期间成本管理水平以及帮助利益相关者深刻地认清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制度环境、股权性质与高管变更研究

内部治理机制往往需要与外部治理环境相匹配,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引发了不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相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 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激励关系实证研究

近十年来,公司高管激励问题在我国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很多学者争先研究的对象。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决定着公司以后的改进发展方向,也关系到企业能否更有效率的参与市场竞争。本文采用抽样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样本来实证分析考察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激励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薪酬激励、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不明显的正相关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笔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的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发现,相比于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复杂性更高,且上述关系在盈余管理空间小、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两职合一和法律风险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越高,管理者获得的超额薪酬越高;相比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的短期、长期市场反应更积极。研究表明,出于自利动机,管理者会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对数字信息操纵有替代作用,且管理层持股及公司内、外部治理均会影响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通过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管理者能够获取更高超额薪酬,并提高公司市场估值。本文首次基于中文年报文本信息大样本分析,为已有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验证了数字信息和文本信息操纵手段间的替代效应,拓展了机会主义披露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监管法规具有重要启示。     

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中国上市公司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从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两个方面考察机构投资者整体以及包括基金、券商、QFII、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在内的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差异性,基于2005年至2009年沪深两市874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整体对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影响,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有效地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同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只有基金对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表现出显著影响,而QFII、券商、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对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影响或影响不显著。     

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本研究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1）高管更换与公司绩效紧密相关;控股股东的更换与高管人员的更换密切相关;（2）控股股东的更换与更换前低劣的经营业绩相关;（3）更换了高管人员的公司,高管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在高管变更中企业绩效改善主要来源于市场绩效的提高。但是,更换控股股东和高管人员并未显著地迅速提高企业真正的营利能力,高管人员的更换既与控股股东变更相关,还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