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买房而储蓄——兼论房产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水平一直居于高位,并且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势头,同期的住房价格也快速上涨,为买房而储蓄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动机。本文利用2011年房产税试点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首先估计了房产税对不同类型住房价格的影响,进而估计房价对试点城市的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发现房产税对住房市场产生了结构效应,由于此次改革对不同类型的住房设定了不同的免税方案,因此在大面积住房价格下降的同时,试点城市小面积住房价格反而上升;这种结构效应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储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发现试点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0.9个百分点,并且我们还发现低收入群体主要是通过压缩衣着和交通通信支出,来提高其储蓄率水平。因此,本文不仅验证了住房市场对中国高储蓄率的贡献,还揭示了房产税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储蓄率:基于微观数据的考察

对中国企业储蓄率的研究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本文主要利用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对2000~2007年中国企业储蓄率进行了测算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对企业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0~2007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储蓄率(企业储蓄除以增加值)为28.36%。本文将融资约束分为商业信用、银行信贷以及政府补贴3个方面。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降低了自身储蓄率;银行信贷融资约束越宽松,企业储蓄率越低;政府补贴越多,企业储蓄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信贷融资约束放宽对降低国有企业的储蓄率有积极作用,但是提高了非出口企业的储蓄率。改革金融体系,放宽银行信贷融资约束是企业提高分红比例进而降低中国企业储蓄率的重要途径。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银行资本网络

在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视角下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或地区之间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的影响,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缓冲效果.基于2000年～2016年的103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回归,本文主要发现：第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造成负向冲击,显著降低网络中各国资本流动的入度、加权入度、加权出度和加权度;第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第三,贸易联系渠道和外汇风险暴露渠道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外溢影响角度,拓展了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加深了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潜在金融风险的理解,也为各国或地区防范和应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储蓄率的动态演化

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不降反升,而且过去30多年区域储蓄率的变化与其人口老龄化进程呈现出高度一致的东高西低的梯度差异,这些都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老年人口负担理论不符。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寿命与负担效应的三期世代交替模型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分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寿命延长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既能解释中国储蓄率在时间上的上升趋势也能解释区域间的梯度差异,而老龄人口负担上升并没有对储蓄率产生明显的负效应,也对储蓄率在时间和区域间的变化均没有解释力。运用实证模型的结果,本文还对2015~2050年中国区域储蓄率的走势进行了预测,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寿命延长带来的正效应会相对减弱而老年负担效应会增强,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净效应发生正负转换。在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和中部储蓄率从2015年开始快速下降,西部储蓄率到2030年左右也会迎来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点,最终各区域间储蓄率的梯度差异会缩小并发生反转。     

从经济增长审视中国的高储蓄

通过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平衡增长路径",高的储蓄率、低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增长.在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且改善时间较长的情况下,降低储蓄率、扩大需求量是短期内发挥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潜能的一个理性选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融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2003到2016年间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企业银行借款水平会显著下降。高预期通货膨胀会加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银行关联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银行借款水平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对于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产业政策不支持的行业,处于周期性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银行借款水平的减少程度更加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经济波动的变异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本文通过构建附加"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模拟和测算了2008年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及其变化,并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当如何调整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波动的变化,结果发现:(1)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具备了一定应对并平滑冲击的能力;(2)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冲击的影响,传统的贸易渠道的传导出现弱化,金融渠道的传导不断增强;(3)在2008年之后,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刺激政策成为了推动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驱动作用明显下降;(4)在2008年之后,货币政策实施较之前更为有效,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最后,本文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未来政策框架调整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

本文阐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通过银行信贷配给影响企业短债长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EPU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EPU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短债长用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和长期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中,EPU上升对其短债长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短债长用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但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结果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之谜,也提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企业短债长用现象,拓宽企业长期融资渠道,防范金融风险。     

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政策、教育政策的协同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背景下，单纯调整生育政策能否有效改变家庭生育行为和维持经济增速?是否需要对生育政策和教育政策进行协同调整?本文采用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协同调整如何影响中国家庭的储蓄、教育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并根据中国的现实数据和参数进行模拟分析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1)虽然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储蓄率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但现实数据模拟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对家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带来了确定性的不利影响。(2)提高生育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的影响，但仅依靠生育政策调整会导致家庭效用下降，无法有效提高家庭生育率和维持经济增速。(3)适当降低教育商品价格(提供教育商品价格补贴)、提高国家财政支出中公共教育投资占比，有助于缓解家庭因增加生育子女数量带来的效用下降，强化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