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0年面板数据,考虑出口竞争力变量的滞后效应,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等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同时,采用ECI指数来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四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变量对出口竞争力未能显示正向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引进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分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为正向影响效应,而西部地区却未能显示出正向影响效应。此外,出口竞争力变量自身存在极为显著的路径依赖,上期对本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利用2001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基于宏观总产出方程与信息基础设施微观供需模型相结合的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内生性,采用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测度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复合增长效应的测算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状况却存在反差.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各省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却低于全国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对湖南经济增长有着正向影响,且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出口的效应比拉动进口的效应要大。本文同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长期效应更加明显。对此,提出了新阶段推动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策略,即着力培育湖南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外向型经济中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主导作用发挥,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找准定位,明确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借以提高外向型经济对湖南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基于Panel-VAR模型的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效应;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发展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就业总人数对金融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1999~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各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本省份和邻省份的农民收入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省份之间随着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各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纯收入的边际作用逐渐下降并呈现出收敛特征,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边际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最终收敛。不同省份之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各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边际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倒S型特征并最终发散。     

福建省自贸区背景下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下,通过对福建省1990年~2013年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福建省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增长,福建省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总体起促进作用,但其中第三产业领域的投资已出现过度,应避免继续盲目增加该领域的投入;消费呈现整体不足,其各细分项目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产出弹性来看,消费各细分项目均小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     

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

本文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准公共品性质、内生性和效率问题,基于生产函数一般均衡模型,采用中国2002~2010年30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非径向非角度动态DEA方法以及松弛量分解,实证检验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用地区投入产出表测算的基础设施行业供给对制造业具有显著的产出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与其他私有部门具有产出和就业互补性,但资本效应不确定。为控制模型内生性,本文加入清代驿站工具变量,发现基础设施行业完全供给效应大于直接供给效应。从基础设施细分行业来看,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通讯基础设施的作用并不显著。基础设施供给效应不仅取决于自身行业效率;还取决于基础设施对制造业的供给效率。能源基础设施以实物衡量的行业效率较高,而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则存在资本产出的高估偏差。技术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投资无效是造成供给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FDI、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进行研究,考察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关结论与启示。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中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而在3种外资投资方式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最为明显,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实证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论述知识产权保护与R&D活动以及国际贸易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并确定采用R&D知识存量作为R&D活动的代理变量,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国际贸易的代理变量,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推导并建立实证回归模型;依据传统的永续盘存法分别测算固定资本存量和R&D知识存量,利用1980年至2005年27个发达国家和22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相结合的方法,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扩大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R&D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信息通信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简称信息技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突显,探索信息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影响路径,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7年的数据,首先测算了省际信息技术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其后,以鲍莫尔效应的发生机制为切入口,建立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揭示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结果 发现:(1)总体上,信息技术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投资优化效应,但这种投资效应具有分位异质性,如果信息技术的资本规模基数过低,就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影响.(2)信息技术投资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同.信息技术投资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但在第二产业发展中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低效问题,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3)伴随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信息技术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信息技术的投资优化效应在东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线性增长特征;在西部地区呈"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仅仅是工业化后期阶段才呈现正向影响.最后,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视角讨论外商直接投资(FDl)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还不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即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1994年以来,我国大多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最低门槛值,FDI在这些省份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还未跨越更高的门槛值,使得这些省份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     

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以协整理论为基础,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及外商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内,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口贸易却具有反向作用;方差分解表明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来自于本身与出口贸易。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目前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作用。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经济长期增长又有何作用,本文通过建立有关模型,分析了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开发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基础设施是关系到生产与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基础性问题。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基础设施发展能降低经济活动成本、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能减少交通成本、有利于扩展和优化环境等。     

金砖四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起飞的重要资源,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东道国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本文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内,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单方面吸引FDI的流入,印度的FDI也只能单方面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