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地方政府规模的考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南京和无锡为例

本文在198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对南京市、无锡市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了其地方政府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南京市的政府财政收入规模过大,但财政支出规模过小,根据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计算出的最佳政府支出规模,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应为26%;无锡市整体政府财政规模过小,相应得出的最佳政府支出规模应为22.6%。最后,本文对这一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要素与构建逻辑——基于政治代理模型和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

现代财政国家是拥有现代财政制度和合意财政能力的国家,是以现代财政制度为切入点建立起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国家。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包括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税收法定和明晰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本文构建了一个"比斯利"式政治代理模型,通过该模型来阐述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财政国家的构成要件及其逻辑关系。模型分析表明,税收能力、预算能力、税收法定和健康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将有效促进居民福利的提升。文章还对中国分税制之后的财政制度建设根据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在税收能力、预算能力、税收法定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几个方面面临重要考验。     

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政府财政能力比较研究

政府财政能力的含义十分丰富,对其进行评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通过运用多层次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财政汲取能力、财政支出水平和财政支出效益这三个方面因素对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对中国1 5个副省级城市的政府财政能力进行分析和归类,并对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1 5个副省级城市之间的政府财政能力存在着非均衡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率因子始终是政府财政能力的主导影响因素,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是由多重因子共同决定的.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对平抑地区财政收支能力差异通常起着重要作用,而地方财政努力是地区财政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内建立了一个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的简单模型,并将这一模型应用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中国财政实践。本文发现,以税收返还和总量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刺激地方财政努力总体上来说并不成功,它抑制了地方财政的努力程度。同时,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努力行为是有差异的,富裕地区的财政努力程度低于贫穷地区,这导致了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财政转移支付效果被弱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构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投入产出框架的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型与投资型支出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后,财政扩张将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与部门间联动(co-movement)效应;第二,相比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政府支出乘数更大,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小;第三,政府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型与消费型支出将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第四,无论对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政府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均大于消费型支出。     

四问年底4万亿元财政支出预算

今年前10个月,全国各级财政支出11.35万亿元,这距离完成全年预算还差26%的进度。年末最后两个月近4万亿元支出预算,其中由地方政府财政支配的有3.4万亿元,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将“突击花钱”？年底为何剩下这样一大笔钱？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     

分税制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支农绩效评价：基于分级支出视角

本文运用DEA-TOBIT法对分税制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分级支出绩效及其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来看,1993-2007年分级视角下的中国各省份及东中西的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呈持续降低态势;浙江、江苏、河南始终处于前沿面,而内蒙古、云南、陕西、宁夏、新疆、山西、黑龙江处于低效状态;西部地区均低于东部、中部和全国的平均水平。TOBIT回归显示,城镇化率因子对于全国和西东中地区均显著,且对于中部地区贡献度最大,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装机总动力以及劳动力文化程度因子仅对于特定区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