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何以有效: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调查研究

本文基于对中国高铁主要创新主体和重要当事人的调查研究和深度访谈,揭示和提炼政府行政干预和集中组织促成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边界条件和行为特征。政府干预之所以能够推动高铁这一复杂产品的技术成功,是因为政府在机会条件、创新导向和微观主体互动方式等方面引致了高强度、高效率和大范围的技术学习:首先,大规模高铁建设是中国高铁实现技术赶超重要但非充分的条件,丰富的技术机会,特别是政府构建的技术机会才是中国高铁高强度技术学习的直接驱动力;其次,由于政府同时也是装备用户和系统集成者,因而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呈现鲜明的商业化应用导向,并大大提高了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效率;最后,高铁是中国极少数打破总成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合作悖论"、从整车到核心零部件(系统)形成全产业链技术能力的产业,这种独特的技术能力位置是在铁路装备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组织条件下由行业管理部门主要出于安全保障、服务响应等理性考虑推动实现的。中国高铁的技术赶超是在非常特殊的制度、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和本地性。总体上看,影响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制度性因素(边界条件)对其他产业的借鉴意义较小,而政府及各类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则更具一般性。中国高铁经验显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引导产业创新发展的恰当激励,而且取决于政府是否具备制定有效的战略和政策并高效实施的能力,对政府干预效果的完整理解需要同时纳入激励和能力两个维度。     

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

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激进方针"是中国高铁被公认为伟大成就的两个关键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在中国开始建设高铁的起点上并不存在,而是在过程中才出现的。本文采取过程性和历史性的视角,通过对这两个"转变"过程的全景式分析,揭示出在解释中国高铁的成功时被广泛忽略的因素——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和国家对于发动铁路激进创新的关键作用。这些分析否定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的流行性说法,也指出了造就成功的战略行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最后指出,系统层次的创新是保持中国高铁领先的关键。     

非核心技术与非技术创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战略选择

我国广大企业技术创新的状况表明,一概笼统要求中小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实施赶超和创新不太现实。本文认为,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促使还不具有自主开发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多数企业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核心性的技术,或者有效地运用并创新发展与这种核心技术相关联的非核心性的先进适用技术,以及进一步加强非技术方面的创新。本文从产业分工与企业创新发展的层面,提出了我国特别是内陆省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竞争发展的战略思路。     

大学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创新

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有效的手段就是创造大量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能占有可观市场份额的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我国创造更多自主产权的高技术有两条途径一是以有雄厚实力的高技术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二是依托研究型大学,产学研结合进行自主创新.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大学科技产业的发展证明,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源头.     

大学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创新

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有效的手段就是创造大量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能占有可观市场份额的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我国创造更多自主产权的高技术有两条途径:一是以有雄厚实力的高技术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二是依托研究型大学,产学研结合进行自主创新。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大学科技产业的发展证明,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源头。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创新

中国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与创新的十字路口。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国发展模式创新为主线,将全面贯穿于十二五时期经     

基础研究与中国产业技术追赶——以高铁产业为案例

传统的技术追赶观点拘泥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知识追赶思维,但是基础研究在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中国也习惯于集合国家层面的宏观需求对基础研究进行自上而下的资助,往往忽视了产业需求引致的基础研究也是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对高铁产业需求引致基础研究的过程进行深度研究,构建了产业需求引致基础研究的四阶段演进过程。研究结论表明:产业需求引致的基础研究模式是一种点对点技术创新的管理模式;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需求对基础研究有积极贡献;探究国外已经成熟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仍然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阶段;政府创造出的大规模和一体化的市场为产业介入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

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对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影响决定组织知识创造的绩效.基于组织激励理论、心理学理论和行为学理论,以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作为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和知识心理所有权的前因变量,探讨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对个体知识心理所有权和知识创造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选取上海大众汽车一厂技术中心的研发人员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附加知识产权激励、知识心理所有权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对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具有正向作用,知识心理所有权对个体知识创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和附加知识产权激励对知识心理所有权均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心理所有权在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附加知识产权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理清了知识产权契约激励、知识心理所有权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间的三者关系机理,打开了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影响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关系的黑箱,为知识产权契约激励的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评价事关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效率和精准性,并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探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考虑信息不对称如何加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两者之间的激励效应差异明显,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对于不同产业、不同政策目标的激励效应也具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研究文献中提出的"有正向激励效应与无激励效应"的理论争议。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宏观财政政策效果,必须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性。就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来说,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应确保政策的差异化:在激励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时,应根据该领域或产业的特殊性出台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领域或产业,应明确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不同的激励目标,并从反映激励效应的财务数据着手,明确具体的激励目标,如提高盈利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企业投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等等。     

浅析我国自主品牌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实施

本文分析了我国自主品牌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提出了重塑中国企业自主品牌的国际营销观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缔造品牌成长空间、重视中国企业自主品牌的资产管理、注重企业内部和新人才的积累以及构建保护创新的文化氛围等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