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何以有效: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调查研究

本文基于对中国高铁主要创新主体和重要当事人的调查研究和深度访谈,揭示和提炼政府行政干预和集中组织促成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边界条件和行为特征。政府干预之所以能够推动高铁这一复杂产品的技术成功,是因为政府在机会条件、创新导向和微观主体互动方式等方面引致了高强度、高效率和大范围的技术学习:首先,大规模高铁建设是中国高铁实现技术赶超重要但非充分的条件,丰富的技术机会,特别是政府构建的技术机会才是中国高铁高强度技术学习的直接驱动力;其次,由于政府同时也是装备用户和系统集成者,因而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呈现鲜明的商业化应用导向,并大大提高了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效率;最后,高铁是中国极少数打破总成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合作悖论"、从整车到核心零部件(系统)形成全产业链技术能力的产业,这种独特的技术能力位置是在铁路装备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组织条件下由行业管理部门主要出于安全保障、服务响应等理性考虑推动实现的。中国高铁的技术赶超是在非常特殊的制度、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和本地性。总体上看,影响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制度性因素(边界条件)对其他产业的借鉴意义较小,而政府及各类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则更具一般性。中国高铁经验显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引导产业创新发展的恰当激励,而且取决于政府是否具备制定有效的战略和政策并高效实施的能力,对政府干预效果的完整理解需要同时纳入激励和能力两个维度。     

我国先进制造企业技术赶超中的技术能力阶段性跃迁研究

从技术赶超视角,探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技术能力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在对三一重工进行探索性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隐马尔可夫模型(HMM),构建企业技术能力层级阶段的隐含状态与观测状态矩阵,并对模型进行评估和解码。研究发现:我国先进制造企业技术能力,可依次划分为经验学习、探索研究、自主研发与技术引领4个阶段,各阶段间可逐级跃升,也可跨越;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其技术赶超路径具有差异,应选择适宜的模式以突破“赶超瓶颈”。     

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

国家的学习能力从古代的希腊或是中国开始,国家的能力或力量便被认为几乎全是基于物质能力的。本文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国家的能力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能力是国家的学习能力,是国家一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终极基础。“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型组织”等概念最早是由企业管理界提出的。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目前还没有以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为视点,对国家的兴衰史有过系统的研究。但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如同公司在市场中竞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于它的学习能力一样,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     

合约执行效率与企业技术赶超

后发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沿企业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实现技术赶超,是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制度环境角度入手,分析支持交易的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效果的影响。本文认为,企业在技术赶超过程中需要购买要素和中间产品,由于合约不完全,事后机会主义会影响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合约执行效率会影响这种关系专用性投资事后遭受机会主义的风险大小,从而影响交易的实现,最终会对企业的技术赶超产生影响。运用1998~2007年中国的企业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的技术赶超有正向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这种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越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其技术赶超受到合约执行效率的影响越大;合约执行效率对企业技术赶超的这种异质性作用大小还受到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更大,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更小。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希望通过改革来提升经济效率水平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持。     

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

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激进方针"是中国高铁被公认为伟大成就的两个关键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在中国开始建设高铁的起点上并不存在,而是在过程中才出现的。本文采取过程性和历史性的视角,通过对这两个"转变"过程的全景式分析,揭示出在解释中国高铁的成功时被广泛忽略的因素——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和国家对于发动铁路激进创新的关键作用。这些分析否定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的流行性说法,也指出了造就成功的战略行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最后指出,系统层次的创新是保持中国高铁领先的关键。     

赶超压力与公司的败德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公司高管具有向上比较的动力,这促使一些公司在使命陈述中将追求"第一"作为其未来的经营目标。这种追赶导向的目标定位给公司带来制度化的赶超压力,将对公司的违规经营、寻租活动等败德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制度化的赶超压力纳入公司败德行为的决策模型,并基于2007~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面临的制度化赶超压力越大则其违规经营、寻租投入等败德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另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公司所处的外部竞争性环境将在制度化赶超压力与公司败德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比如行业竞争度越高则越促使那些面临赶超压力的公司从事败德性活动,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分析师公布利差信息也更加提高了那些赶超导向的公司采取败德行为。本文将公司追求最优业绩或地位的赶超战略引入决策模型,这为更好地理解公司的冒险决策行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丰富了公司败德行为的研究成果。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90年代的增长也乏善可陈。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国内基本以总结新自由主义的教训为主。但事实上,对拉美影响深远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却是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我们的分析表明,福利赶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拉美的发展历程,其教训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二是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三是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总结拉美民粹主义福利赶超的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发展的政策含义在于:(1)重视初次分配的重要性;(2)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3)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     

中国循环经济的政府引导及激励政策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具体化。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相应的保障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予以支撑。中国的循环经济政策必须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必须针对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按照从易到难,逐步推进的策略制订切实可行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鉴于行文篇幅,本文重点分析对循环经济的政府引导及经济激励政策问题,重点研究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等。     

互惠的激励作用研究：经验证据及启示

本文运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发的互惠量表,基于对西安某合资制药企业210名员工的调查,考察了企业的三种类型互惠行为对员工的角色内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广义互惠与对组织内个人有利的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分别呈正相关关系;平衡互惠与角色内绩效、对组织内个人有利的公民行为、对组织有利的公民行为和工作满意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负互惠与工作满意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企业-产品二分网络的社团结构分析——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

首先,讨论并确定适合企业-产品二分网络的社团结构定义及其划分方法;然后,以中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划分其企业-产品二分网络的社团结构,并用Q指数来评价划分的结果,发现网络的社团结构十分明显;最后,深入剖析了社团结构的产业意义.     

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业绩期望差距与战略调整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权力主体的特征,即控股股东身份、CEO个性和来源,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随着业绩期望落差的扩大,组织为解决困境和规避利益损失,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越大。(2)家族控股股东在业绩期望落差扩大时,因面临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损失更高,通过战略变革而规避损失的动机和需求更为强烈,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随之提高。(3)开放性和外部聘任的CEO拥有更高的决策能力和行为自由度,从而强化了在业绩期望落差状态下实施战略调整的程度。(4)权力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越多,意味着实施战略变革所需的基础条件越充足,进一步强化了在业绩期望落差扩大时的战略调整程度。本研究充分表明了期望水平与权力主体特征在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重要性。     

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的新兴技术演化模型及案例研究

结合新兴技术的特点,在动态能力组织学习模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的新兴技术演化模型。结合该模型探讨了企业动态能力推动新兴技术演化的路径。并以SONY Walkman的演化过程为例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动态能力的形成有利于新兴技术的演化。     

"义利并重":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

以股东利益至上为治理逻辑的现代股权激励制度,具有物质报酬本位和短期行为色彩,难以从根本上打造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如何避免股权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长期激发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企业面临的重要治理难题.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本研究运用建构扎根理论对乔家字号身股激励进行理论挖掘,乔家字号以儒家共同体思想为社会价值观基础,以儒家义利观为商业伦理,将情感、信任等社会因素嵌入于经济组织之中,其身股激励形成了构建"地缘文化共同体—社会身份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以"价值生成—制度耦合—利益强化"为逻辑进路的内在机理.本研究深化了对于中国古典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认识,对于修正股权激励以物质利益为本位进行理性计算的制度逻辑,从社会嵌入角度改进企业治理方式和员工持股办法具有启发意义,有助于解决员工激励的稳定性、综合性与长期性问题.     

基于挣值的项目管理多业绩指标激励合同研究

应用EVM中两个基本业绩测度(计划差异和成本差异)建立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项目管理模型,并给出确定合同参数的计算方法。进一步,给出了最优激励强度之间的关系:当代理人两种努力相互替代(互补,独立)时,相应的激励强度之间也存在着替代(互补,独立)关系。最后,分析了外生参数的变化对这种替代(互补)关系中的替代(互补)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优激励强度之间的替代(互补)程度随着代理人努力之间的替代(互补)程度、代理人风险规避程度和代理人用于降低实际成本努力的边际相对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但随着代理人用于提高挣值的努力的边际相对风险的增加而减小。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表明,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FDI区位变量未能较好地解释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传导机制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对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有着深刻的政策启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实证分析

由于对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乘数带动效应,因此房地产业既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进而常常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对象和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概况进行了简要分析,介绍了有关泡沫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定义了房地产基本价值、投机泡沫和泡沫度,并利用中国房地产的相关数据,对中国房地产基本价值、投机泡沫和泡沫度进行了实际计算,得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产生、而且比较严重的结论,并解释了中国房地产投机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挤出房地产泡沫的若干政策,并特别指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能否“上令下达,不打埋伏”是挤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键所在。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9年3省9县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本文考察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社会网络越广泛,农户储蓄率越低,即使使用不同的代理变量,该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越低的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对储蓄率的影响越大;(3)对影响机制的扩展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户储蓄率的作用会随着收入增长、正规金融发展及市场化的推进而减弱。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并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     

基于声誉理论的我国经理人动态激励模型研究

本文基于声誉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经理人声誉机制与显性机制相结合的最优动态契约模型,以形成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模式,根据分析得出了实现声誉有效激励的条件和提高声誉激励效应的途径,并与没有引入声誉机制的契约模型进行了比较,通过实例验证了声誉机制与显性机制相结合的最优动态契约模型的合理性,对于如何有效地发挥声誉机制对我国经理人的激励作用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