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调查2017综合研究报告——经济企稳背景下的民生发展

201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以"经济企稳背景下的民生发展"为主题,继续在全国开展近5.1万份样本的民生满意度电话调查、在安徽等8个代表性省份开展近1万份样本的民生关切点入户调查、编制31个省份的年度民生指数以及就业等相关专题研究工作。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企稳,民生改革措施力度加大,民生投入持续增长,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民生整体满意度普遍上升,对12个民生领域的满意度均呈上升态势。城乡居民民生关切主要集中在收入、医疗、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领域,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依然存在不同诉求。民生指数测算结果表明,过去5年31个省份民生状况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不同民生领域和不同区域的改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建议积极回应经济企稳时期的民生关切和民生诉求,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夯实民生之本;坚持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壮大民生之源;坚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固民生之基。     

我国民生发展状况及民生主要诉求研究——“中国民生指数研究”综合报告

课题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民生工作得到改善,但省份间的民生水平差距较大并有扩大的趋势。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半数以上城乡居民对当前生活"很满意"或"非常满意",7成以上对未来"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分领域看,城乡居民对社会治安、社会保障、教育的满意度较高,对就业、收入、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较低,多数居民认为过去1年政府在治理腐败方面有改善。调查还表明,约有10%的居民对生活不满,主要集中在低学历居民、低收入家庭、非正规就业者、无房户等群体,其改善住房状况,提升就业质量,加强社会保障的意愿较为强烈。各级政府应积极回应城乡居民关切,加强重点领域的民生工作,尤其是要切实保障和改善不满意群体的民生工作。     

中国民生满意度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民生调查2019综合研究报告

2018年,面对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加大民生投入,深化民生领域改革,各项民生工作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的民生满意度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但与上年相比出现小幅下降。调查结果还显示,城乡居民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关切点仍集中在医疗和收入,在社会环境方面的主要关切点是食品安全和交通出行。对于有孩子的受访者来说,教育则排在第一位。另外,受访者对养老的担心程度明显提高。在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人民群众的民生关切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下一步,要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改善民生的诉求,围绕就业、收入、医疗、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质量。     

中国民生调查2016综合研究报告——经济下行背景下的民生关切

<正>201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9%,25年来首次低于7%。经济增速下降导致各级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进而会影响到民生投入增长和民生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下降对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面对这一形势,201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以"经济下行背景下的民生关切"为主题,继续开展民生满意度电话调查、民生关切点入户调查、民生客观指数编制,及相关专题研究工作。综合来看,城乡居民对各领域的民生满意度基本稳定,对政府服务满意度继续提高,对     

迎接党的十八大之民生幸福新篇章从八大指标看民生十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温暖”成为10年来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词。10年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大力推进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逐步解决；10年来，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愿望逐渐成为现实。10年来一项项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激励我们进一步凝聚力量、坚定信心，不断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以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福祉。     

更大力度改善民生——展望2009年民生新实惠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的新政策新措施,明确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展望2009,围绕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热点,从中央到地方传递出的"更大力度改善民生"信号给人们带来更多温暖和信心。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本文利用2010~2014年期间的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对改善民生在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人群分布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2)2010年的省级民生指数表明,居民的民生主观满意度与民生发展水平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民生改善对民生主观满意度产生正面影响;(3)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在2011~2014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和城乡比较来看,城乡居民对四类公共服务均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满意度的反差;(4)个体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人群差异,这既体现在高学历背景、城市居民和中青年年龄组个体由于对公共服务有较高期望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外地户籍以及职业类型处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5)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根据国民的诉求来明确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先序,优先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才可能使中国人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降低在"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发生"伊斯特林悖论"的可能性。     

更大力度改善民生——展望2009年民生新实惠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的新政策新措施,明确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展望2009,围绕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热点,从中央到地方传递出的"更大力度改善民生"信号给人们带来更多温暖和信心。     

法律援助:关注民生的真实体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成为党委政府工作的导向和内容。随着社会与劳动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政府工作机制中不断得到     

从制度建设入手 求解三大民生难题

住房、医疗、教育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三大民生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不是任何制度都有助于民生,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安排必须具有广泛覆盖性和相应济弱性。解决百姓住房问题,应建立以租为主的住房保障制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应建立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制度;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得起学上好学,应建立公平的教育制度。解决这些民生难题不仅需要制度安排,同时又必须明确责任,而责任又只有可以被监督和问责,才能真正落实。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民生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要“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全国“两会”期间,他又反复强调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System Perspectives of Experts and Farmers Regarding the Role of Livelihood Assets in Risk Perception: Results from the Structured Mental Model Approach

Pesticide application is increasing and despite extensive educational programs farmers continue to take high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when applying pesticides.
The structured mental model approach (SMMA) is a new method for risk perception analysis. It embeds farmers' risk perception into their livelihood system in the elaboration of a mental model (MM). Results from its first application are presented here. The study region is Vereda la Hoya (Colombia), an area characterized by subsistence farming, high use of pesticides, and a high incidence of health problems. Our hypothesis was that subsistence farmers were constrained by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which consequently should influence their mental models.
Thirteen experts and 10 farmers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ir MMs of the extended pesticide system elicited. The interviews were open-ended with the questions structured in three parts: (i) definition and ranking of types of capital with respect to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ii)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and its dynamics; and (iii) importance of the agents in the farmers' agent network. Following this structure, each part of the interview was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statistically.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mental models of farmers and expert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each other.
By applying the SMMA, we were also able to identify reasons for the divergence of experts' and farmers' MMs. Of major importance are the following factors: (i) culture and tradition; (ii) trust in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iii) feedback on knowledge.